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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旗帜
——访“右派活化石”林希翎女士
亚 衣
50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4年级学生林希翎在多次公开演讲中就当时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问题向当权的共产党提出了严肃的质疑，成为全国著名的右派份子。在上世纪7、80年代中共大规模地对右派份子摘帽改正运动中，她又成了与章伯钧、罗隆基等一样不予改正的稀有人物。在今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林希翎连续参加了在美国普林斯顿、洛杉矶举行的两个研讨会，之后冒着酷暑来到纽约演讲。在《北京之春》编辑部，70高龄的林希翎女士与记者就感兴趣的问题作了长谈。
从“少年红色娘子军”到文艺评论家
亚 衣：许多人说您的演讲很成功。专制者总希望人们忘却历史，人民则努力与遗忘斗争。您曾经几次提到，反右运动后中共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淡化民族的集体记忆。我觉得要唤起记忆，不忘历史，就不能忘记历史的主体——一个一个像您这样的人。在50年前被官方称为右派份子进攻——实际上是中国知识份子的自由主义运动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您林希翎都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角色。让《北京之春》的读者完整地了解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请您先把自己个人的经历，包括家庭背景，从军经历以及学历向大家介绍一下。
林希翎：1935年我出生在上海，所以取名为海果。我的父亲名叫程逸品，原是东北的流亡学生，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候与傅斯年他们在一起，后来参加东北流亡学生南下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抓捕学生领袖，我父亲就逃，一直逃到上海。父亲是个语言学家，懂得英语，日语，在上海创办了世界语学院，当时世界语运动也是左派运动的一个部分。我舅舅林林也是作家、画家，是鲁迅的学生，柔石的好友。父亲在上海结识了我的舅舅和一批左翼作家。我的外公是清朝第一代大学生，母亲林静枝出身书香门第，是大家闺秀，受我舅舅影响，来到上海在产科学校读书，与左翼作家也有很多联系，还参加过共青团，搞学运两次被捕，被关在法租界。父母亲结婚的婚礼主持人还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一位大学教授。
亚 衣：您曾经自称是“少年红色娘子军”，后来怎么会到军队中去的呢？
林希翎：我是抗战之女。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日本攻占上海之后，我们全家逃难到浙江，后来居住在我外公的老家，温州温岭。父亲曾经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事，1948年离开了家庭。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供我读书，1949年共产党占领浙江，我正在温岭高中念书。县长到学校里来动员学生参军，我就报名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中文盲很多，我这样的中学生算是“女秀才”，在军队里我主要做文书工作，当教员，写文章，编剧本，后来还调到干部部组织科，负责写所有团以上干部的履历。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全是因为父亲的历史不清楚，所以入不了党、团。1953年，军队领导把我作为调干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书，那时我是部队的排级干部，考试的成绩都很好。
亚衣：很多风云人物在风云时代的表现往往与他的早期经历有关。据我所知，在您作为大学法律系学生的时候，感兴趣的却是文艺理论；您在全国因为右派而出名是在1957年，而早在1955年，您在《文艺报》上就发表了关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他们的创作方法关系的论文。
林希翎：我前面跟你讲过，我从小对文学感兴趣，与母亲是作家有很大关系。我在1954年就写了你说的这篇文章，《文艺报》审查了很长时间。因为毛泽东刚刚批评了压制小人物的官僚主义，所以他们对我的稿件也不敢随意处置。我在人大是科研小组的成员，虽然学的是法律，但实际兴趣是整个人文科学。有一次学校请李希凡、蓝翎等人来作关于《红楼梦》的报告。经济学家吴大昆教授也有一篇论文，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考察了明末的经济发展，经商呀，丝绸买卖呀。说因为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就造成了林黛玉、贾宝玉这些人物的产生，才会追求自由和爱情。（亚衣：是不是写过把经济学研究提高到“毛泽东阶段”的吴大昆？）是吧。吴大昆教授这种说法大概很符合唯物史观，我却不认同这样一种解释，就站起来发言，表示不同意。我说梁山泊、祝英台以及很多古典文学及传说中的爱情故事，包括古老《诗经》里面的描述，说明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是人的本性。那种套用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教条主义。林黛玉、贾宝玉的爱情是人的天性。这个大观园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爱情故事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关系。我发言完毕，蓝翎马上说这位法律系的女同学讲得很好，表示支持，那时他还不认识我。这么一来就很轰动。会议之后他们要我留下来。希望我去《人民日报》谈谈，写写文章。我觉得那时候学术气氛很好，可以自由讨论，就是反胡风不好。
亚衣：顺便有一个小问题求证一下，有一种说法是，您是因为崇拜当时被毛泽东赞扬的李希凡、蓝翎，所以改名为“林希翎”；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您在文艺评论中涉及到林默涵、李希凡、蓝翎，所以使用了“林希翎”这个笔名。
林希翎：说我崇拜李希凡、蓝翎，而且作为我个人主义的一条罪状，全是瞎说。林默涵、李希凡蓝翎是我的文章的初稿中写到的。我的文章首先是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我是在帮胡风。因为我当时觉得报纸公布的胡风集团的一批又一批材料，完全构不成反革命集团，最多祇是文艺思想的问题。胡风主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张作家写真实，实际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多次以巴尔扎克为例，说那些社会主义之前“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世界观虽然是旧的，但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得他们写出了优秀的作品。——这几乎是一个公论，为什么单单批判胡风？林默涵、李希凡、蓝翎，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胡风实际上也是一致的。而我的观点是一元论，不是从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来说明问题，而是说他们的世界观本身有存在矛盾，这个观点是我创造的，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际上，我一生所有的灾难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的文章很长，既批评了胡风，也点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名字。林默涵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亚衣：后来当过中宣部副部长）。我的文章说林、李、蓝的观点与胡风一致。文章被压了1年多，《文艺报》后来把文章直接送到林默涵那里审查，后来编辑部找我谈话，说可以发表，但主要讲自己观点，不要点别人（就是林、李、蓝）的名字。《文艺报》给我送来了一大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书，，让我看了一个星期，文章的题目也改成了“试论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我想我写了那么辛苦，总希望发表，但是不点他们的名字又不甘心。我打电话给《文艺报》编辑侯金镜，后来又直接打电话给印刷厂，把文章署名改名为林希翎，把他们不让提的名字放在一起提出来。就这么恶作剧地开一个玩笑，开出了“林希翎”的大名。其实我还用过许多其它的笔名，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希翎这个笔名被载入史册。
向《共产党人》挑战，第一次自身维权
亚 衣：实际上在反右以前你已经是一个活跃份子了，这与当时的大气氛可能有关。
林希翎：我前面说过，除了反胡风不好，当时整个气氛是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支持小人物是反对官僚权威，周恩来提出了知识份子“向科学进军”。团中央与文艺界关系也很好，和作家协会联合开了一个全国青年创作会议，我参加了评论组。胡耀邦、项南号召全国青年向苏联的娜斯嘉学习。娜斯嘉是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一个主人翁，向官僚主义开火的小姑娘（亚衣：这是50年代苏联解冻文学作品，当时《中国青年》全文转载的）。那时《中国青年报》每一期都有“辣椒”副刊。专门揭露官僚主义。号召作家要干预生活，刘宾雁、王蒙他们的一些作品也是在那种情况下出来的。这个背景，与苏联斯大林之后的变化很有关系。
亚 衣：你第一次受难是在反右前的１９５6年，因为对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文章提出商榷受到公开的攻击，据说当时还惊动了的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
林希翎：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对文学创作都很重视。那时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编辑部专论，谈文学创作中的典型问题，《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文艺报》叫我写文章参加讨论，我就请了一个创作假，花一个星期写了3万8千字的文章，题目是“试论文学创作中的典型与党性问题”，副标题是“与《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商榷”。文章拿到学校科研部打印，我把文章交给科研部一个姓曹的干部，这个人后来成为北京市四人帮写作班子的一个笔杆子，当时他一看题目就火冒三丈，将稿子往地上一摔，说程海果，你发表了几篇文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用这么大的口气，与《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商榷，你算老几，谁给你出的主意？他不看文章的内容，就这样侮辱我，真是岂有此理，把我气哭了。我想，党中央毛主席不是刚刚说过不要压制小人物吗，我就写信给吴玉章校长，吴老决定将我的文章打印分发给学校各部门和社会上有关单位。吴老当时还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这样一来，姓曹的干部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就化名“究真”，写了一篇东西送到《中国青年报》，咳，往事不堪回首，1956年6月13日，这个日子我永远忘记不了，《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做“灵魂深处长着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还加配了丑化我的漫画，抽烟，喝酒。文章说我狂妄自大，其中的一条罪状就是说我为了出名，崇拜李希凡、蓝翎，将名字改成了林希翎。前面提到的那个说法就是从这篇文章出来的。我看了文章，气得直哭，考试也不愿参加了。
亚 衣：《中国青年报》后来不是为您“平反”了吗？
林希翎：那时我刚刚学了《刑法》，知道了有诽谤罪，于是就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告，亚衣，告诉你，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维权运动，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后来我的未婚夫，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后来告诉我，胡耀邦在飞机上看到这篇文章火冒八丈，让秘书立即把张黎群叫来（亚衣：就是《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在反右中被胡耀邦保了下来的那个？）是的。说怎们能够这样对待年轻学生，一棍子打死？人大校长吴老、聂真副校长也很恼火，说要追查这件事情。后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当时在机关工作，后来成为作家的涂光群的读者来信“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对究真的文章作了批评。还以编辑部名义连续发表两次自我检讨：“事实与教训——林希翎事件调查报告”，称所登究真文章失实，向被批评者道歉，承认错误。但我看了之后不满意，这些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诽谤我的人为身什么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为什么不向我公开道歉？于是我写了“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是按照法律文书形式写的，被告是谁，原告是谁，有名有姓，由事实根据。引起强烈震撼，聂真批准打印了许多份分发各个单位，包括调查小组，学联和妇联。我又到外面打印社印了100多份，到处寄发。这是后来判我反革命罪的重要罪状，说是诬衊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我一生的第一次维权运动。
亚 衣：胡耀邦找您谈话，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引起的？
林希翎：是的。那时胡耀邦约我去他家里谈谈，和我谈了4个多小时，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中午请我吃饭，他的母亲和秘书一起吃饭。他还让我参观他家，说以前是李莲英住的。一直到下午3点，他一看表说糟了，中央开会过了时间，拔腿就跑。我们谈话非常随便。在我的观念里，没有把胡耀邦当作什么首长，我称他耀邦同志，没有叫他书记。我这个人很高傲，尊重真才实学，一般干部我也看不起。可是我发现这个干部居然很有学问。胡耀邦考我，马列主义那段话在什么文章里，我对答如流。连得在那本书的第几页都知道，他很吃惊。后来有一个题目他把我考倒了，胡耀邦问我有没有读过韩非子的作品？我说没有，老师没有教过。他认为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法学家，学法律的怎么能不读他的书？我们当时的课程是学苏联的，有世界法律史，古罗马法，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也有，就是没有韩非子的。这使得我对胡耀邦比较钦佩，我想他居然懂这么多。在谈话中我还对当时的大学教育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僵化提了意见。我说现在批评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其实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大学没有星期日，星期天就是星期七。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2个小时时间，还要把学生们聚在一起做扔手拍游戏，这有什么意思？拿我这个学生来说，有那么多业余事情要做：课代表，系篮球队队员，校排球队队员，校乒乓球队队员，校乐队队员，要练球、练乐器，我还要看报纸。既然号召向娜斯嘉学习，娜斯嘉有个性，有棱角，为什么我有了一点个性就要这样对待我？也许我的谈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对我说，你与耀邦同志说话怎么这样放肆？我们就认识了。我与很多高级干部交谈过，包括吴老吴玉章、谢觉哉，还有邓拓、张黎群等。
50天无冕之王：为苦难民众打抱不平
亚 衣：胡耀邦为您提供了一个做无冕之王的机会？
林希翎：我是一个性情中人，耀邦成了我的忘年之交。他对我说，我做青年工作以来接触了那么多青年，也认识很多女青年，的确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女青年，这么勇敢。我希望您继续保持这种精神。他说《中国青年报》文章的这件事我不要管了，包在他身上，为我彻底平反；还叫我继续往前走，不要被他们吓倒。那时正好要放暑假，他把张黎群找来，让我做《中国青年报》的特约记者，与总编室主任陈棣，还有崔同华，一起到西北地区考察体验生活，写一些报告给下一次团代会罗毅同志提供一些材料。胡耀邦的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说一言为定。后来我去了大西北，到陕西、甘肃，还去了玉门油矿，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下面的农民、工人这么苦，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在北京生活，简直是“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在农村，党支部书记包办婚姻，把妹妹卖给一个老头抵债；在火车站，农民排队3天3夜买不到票。我问站长票到哪里去了？原来是开后门了。我打电话到上级部门，他们保证2个星期内扩建候车室。我一路做记者，用这个无冕王冠到处打抱不平，反官僚主义。到了玉门油矿，那里的干部请我们吃小灶，我说我是学生，不要吃小灶，要到工人食堂去吃饭。食堂门口排队排得老长，因为风沙很大，工人的饭盒里有很多砂子。那里的工人经常罢工，逃跑。为什么？那些上海来支边的工人对我说，他们受了骗了。在上海动员工人支边的时候，说玉门是一个新兴的石油城，有花园，戏院，可以跳舞，连得洗衣服也不要水，祇要在汽油里面放一下，拿出了就干净了。共产党从来就是作假的，我听了这一些简直气愤极了。我后来要求到油矿的女子测量队去，这是全国的典型，报纸电台经常报道她们，队长还出国访问。开始油田的领导不同意，说那里非常艰苦。我说胡耀邦要我来体验生活，我不是来享受的，既然是先进单位，我就要更要去体验了。到了测量队之后我才发现，女子测量队中有30多个女工，竟然还有20多个男工人，因为这野外作业，许多工作女人是无法胜任的。每当外面的记者来采访，领导就让男工人呆在帐篷里睡觉。我认为这是制造假典型，无耻到极点。我在戈壁滩上呆了半个多月，骑骆驼，睡帐篷，早晚了冷得要死，中午太阳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测量队员要画图，连得一个墨镜都没有，工人个个眼睛血红，皮肤晒得漆黑，得胃病和妇女病的很多。如果要洗澡，得隔两个星期到玉门才能洗个澡。上面的慰问团一来，每个队员发一件跳舞服装，一起照相。我和他们的年龄差不多，看着姑娘们在戈壁滩上的生活，跟出了个主意，帮他们起草了给胡耀邦的一封信，她们全体签名。我一回到北京就把信送到胡耀邦那里，还写了一篇文章“如此爱护女子测量队”，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又引起了轰动。
亚 衣：你做的这些事情，看来都是为后来成为右派做的热身动作。
林希翎：不错，这也是我第二年成为右派的罪名之一。胡耀邦把信交给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李聚奎马上命令解散女子测量队，把队员全部保送到西安石油学院学习。姑娘们把我当作救命恩人，可是反右的时候又叫她们揭发我怎么在油田煽风点火的。那次回到北京我还写了讽刺官僚主义的小品“喜相逢”，丁聪还配了一个漫画，登载1956年12月9号的《人民日报》上，如果不是反右，可能会拍电影。为了这个文章，邓拓还找我谈话。我这个人历来以诚待人，和别人讲真话，别人也和我讲真话。我问邓拓《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多发一些揭露阴暗面的文章？邓拓跟我说，海果啊，我们今天这里发了，明天海外马上转载。我给你看看海外的东西。他给我看了一篇香港报纸转载的《人民日报》讽刺公费医疗制度的文章。在当时他们的观念之中，还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一套。邓拓一肚子苦水都对我说：“你以为我这个社长好当？我呀，主席经常半夜三更把我叫过去，训我像训孙子似的。让我做检讨，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要以为可以随便写，随便讲。”（亚衣：毛泽东曾经大发雷霆，斥责邓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后来我才明白等脱讲的真有道理。文化革命中揭发邓拓的罪行之一是“林希翎的亲密朋友”。
在阴谋与阳谋之中：六次演讲，三大罪状
亚 衣：您是1957年学生中的大右派举世闻名，不过，很多人对您如何成为右派知之不详。１９７９年７ 月中共人民大学党委对您的“复查结论”中列举了您当年的三条罪状：第一是在北大、人大作了六次演讲，公开煽动改变社会制度；第二是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斯大林；第三是“反对当时中央的整风方针和部署”。据听过您演讲的人回忆，您当时风靡北大、人大的精彩演讲，首次说的是胡风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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