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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胜利
2009年，中共建国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轮回，面临着不曾有过新局势：腐败泛滥；民族矛盾突起；群发事件风起云涌。60年，中国社会蓄积的矛盾，异常尖锐，将进入总爆发期。
中国的社会矛盾首先体现于贫富差异悬殊和官吏的普遍腐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国家医管局局长郑筱萸，由于贪污被判处死刑，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绳之以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国家文化部党组书记于幼军、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中共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化元、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等等、大批高官的腐败案例标志中国统治者的腐败已经普遍化、集团化，无法抑制。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仅2009上半年，中国就有9158名县处级以上官员被绳之以法。
在全球化的进展中，中国的腐败趋势呈现了新特点：除了高官腐败之外，还有大型国有企业腐败以及洋腐败。比如，被称为“头号央企”、国家部级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中石化集团的腐败案例，表明中国的腐败程度不仅普遍，而且规模巨大。还有，西方的大企业大公司在他们本国一向奉公守法，但是进入中国后，也开始腐败，人称“洋腐败”。比如，美CCI公司近日承认曾在中国行贿，涉案的中国公司有9家之多，包括中石油、中海油等大型国有企业。沃尔玛案、朗讯案、西门子案等等显示洋腐败在中国大有发展的势头。
再，民族矛盾加剧，出现了大规模的血腥暴力冲突：西藏 “3?14”事件、新疆“7?5”事件，预示民族冲突可能全面爆发。其三，群体事件日趋频繁，仅2009年就发生了石首抢尸案、通钢工人罢工案，人数都在万人以上，并且是暴力的，有流血有死伤。
面对以上问题，执政当局将如何解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根治，中国有可能发生崩溃。理性地思考，这些问题有可能解决吗？办法当然有，只是不能实行。比如，全球所有法制国家都在实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其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方式，若实施，中国官员贪污至少将减少30—50%以上。虽然此制度在中国一再被提出，但就是不能立法。为什么呢？就是官员的利益太大了，此制度一旦立法实行，中国大部分官员都将被追查，首先那些是中央级官员。这是中国吏治的两难。中国现有5000多万党政官员中，若不实施财产申报制，中国的党政腐败将永远无法遏制；但是如果实施，大部分官吏将入狱。二者相比较，还是纵容官员腐败，更有益于政权稳定。
今日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选举决定国家权力的归属，除了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就是连战火纷飞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等国家也都实行了投票选举的制度。选举意味由人民来选择国家制度和权力，但是60年来，中共最怕的就是这一条，只要提及选举，不是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就是颠覆国家政权，党牢牢地抓住从村到中央的各级权力，并声言他们代表全体人民。
中共的政权是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来的，但是它要成为一个被人们接受的合法政权就需要通过人们的选举。目前，中国一再发生的所谓突发性群体事件，实际上就是官民暴力对抗，民众不承认当地政权的合法性，不仅对之拒绝接受和服从，而且想以暴力推翻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怎样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怎样将“革命党”转变成一个“合法党”？这就是，让绝大多数中国公民为执政党投上自己的这“一票”，继而中共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合法党”而非历史上的那个“革命党”。但遗憾的是，中国执政党在60年中，就是不允许选举，老子打下的江山，就得老子坐，而且还传给红色后代。
总之，中国需要建树一个公民制的社会与国家。公民国家，一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二是实行法制。60年来的教训是，国家实行法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能置之国家的法律之上。但是新中国的60年是人治的60年，因此才产生了一系列的灾难。中共一再说设法加强党内制衡和促进决策的透明化，但目的还是加强党的一统垄断统治。怎样将中共与中国12亿多公民的利益相协调，这是未来中国存亡的关键所在。如果中国执政者不能解决它的合法性，处理好政权与民的关系，中国社会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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