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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随着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来临，官方的政治高压越来越加码，同时对异议声音的打压，对批评官方言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厉。伴随这一切的深层背景，是极不稳定且不容乐观的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加上贪腐的横行、底层民众生存的艰难、变态维稳成本的大幅攀升、公务员人数及薪资的有增无减、积极财政的滥用与税收的减少、通货膨胀的势不可挡等，使得官方通过组织和制度来加强对资源控制的心情愈发紧迫，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今年在资源分配和控制上的国进民退。
中共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劫掠，将其暂时分给贫雇农，获得内战的资本和兵源而得鼎的。但当土改、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工商改造完成后，那些曾经分给贫雇农的地富浮财和土地，再次被官方巧妙地利用农村高级合作社、大跃进等形式变本加厉地收刮回去，终致三千万以上怀揣活命梦想的农民填沟转壑，死无葬身之地。由于各种资源的高度集中——离了生产队只有死路一条的农民、离了单位便寸步难行的城市民众——加之政治上的胡搞、为牧民而故意制造群众互斗，正常的制度运营被破坏，民不聊生，从而使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此情形下，八十年代搞农村土地承包制和城市经济改革，就成为化解资源高度垄断所带来的系列恶果的有效方式。
八九事件爆发后，中共为了缓减外国制裁的压力，并且稀释因屠民而产生的统治合法性危机，继续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垄断资源，降低民营经济的竞争门槛，九二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奠定了此后十多年经济发展的基调。但经过这三十年单一的经济改革，却没有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夔一足的行进模式证明不可能带来社会平稳健康的发展，经济发展也遭遇了空前的政治制度瓶颈。中国经济危机及其泡沫，虽然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但中国的经济危机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独裁制度。但官方罔顾各方要求政改的呼吁，不仅继续使用饮鸩止渴的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更使用明火执仗的 “国进民退”方式聚敛劫掠财富。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再到如今的“国进民退”，几十年来官方玩资源收放的游戏，其中掠夺了许多不义之财，很多次打乱了尚有不少毛病，但正走在修复道路上的社会秩序。官方六十年的历史，就是不折不扣地从各方面折腾民众的历史。
山西煤炭重组，私企大部分被兼并；用高得离谱的价格拿土地，都是被政府的积极财政刺激得流油的国企，正是他们搞得畸形的地产业更加畸形；邮政速递增加资金和规模门槛，其目的是为了消灭灵巧有竞争力的私企，同时更加强有力地监控公民的通信和速递自由。种种迹象表明，国进民退已在很多方面形成一股倒退的逆流，既是重新掠夺民众不义之财的举动，亦是加强社会控制的强力手段，符合他们变态维稳的政治考量。官方的反腐败往往不是反腐败，而是藉此整肃异己；同理，像薄熙来一样的打黑，往往也不是为民众扫清社会生活的障碍，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而是让他们敛财和整人的借口看上去更符合民意一些。国进民退也在不停利用民意，他们的说辞是整顿经济秩序，使其更加规范和更有规模，从而使其减少重复浪费，但谁都知道国企的独大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伤害有多大。而重庆打黑过程、双规过程中的一些不当做法，包括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的非正常死亡，让人对重庆打黑背后的用意，深感狐疑和焦虑。
我并不怀疑或者否认重庆打黑过程中，的确纠出了一些黑社会的势力，没收了一些他们不当的财产。我认为社会的良性治理是必要的，但一切只有法律才是值得遵守的，虽然目前法律漏洞还很多，枉法的时候也不少，但不管怎么说，就领导的胡乱拍板充满难以解释的个人恩怨和犯错概率来说，公开透明的法律治理更令人信服。但令人遗憾的是，民意再次被利用被煽动，只要你打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哪怕违法，民意也支持，这样的民意是令人恐惧的。哪怕对一个万恶不赦的人，也只有法律对他有约束力，除此之外，任何对他的不当羁押、殴打，以及因此而致的死亡，都不应该受到民意的赞赏。这种透过所谓的民意而来的、看似正义实则违法的举措一旦滥施开来——自然民意往往成为政客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最终也可能施之于市井细民身上，使所有的人成为受害者，一九八三年严打留给许多家庭的伤痛，难道我们就如此轻而易举地淡忘了么？一旦民意受到无法约束的权力的挟持，那么你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被误伤于民意的斧钺之下吗？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民意绑架，以及对民粹的煽动，绝不是一个平稳健康的社会所当有。但国进民退和民粹涌动似乎正在合围起来，成为权贵新一轮财富劫掠和社会控制的手段。
2009年9月28至29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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