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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人民网最近有“下雨了，老太太倒在街头无人敢扶”的组图，题目是“这个国度为什么没有爱心”。七张图片串起了一个情节，一位骑车妇女摔倒在下雨的路面上，凭她自己已经站不起来。她的身边约有二十来人，但，大家都在冒雨围观，没有一人伸手相扶，直至警察和救护车来了之后。此后这组图片转到“猫眼看人”上，引起热烈议论，其中不乏“道德水准整体下降”之类的声音，但也有不少帖子把眼光延伸到了这种现象之后。
冷漠、看客、缺乏爱心，是不是我们的国民性出了问题，这样的指责长期以来，我们不时耳闻，而且它有着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传统。这个传统叫“国民性批判”，鲁迅则为其代表。但，这样的批判在今天看来实在非常表面，假如有一种可以叫作国民性的东西，仅仅对它作道德围攻，口水再多也不济。因为它忽略了这个国民性之所以如此的国体性，后者才是问题的症结。
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什么那位老太太当街倒下，众人却不敢援助。如果援引先例，则是两年前南京徐老太事件经法院审判后留下的阴影。网上已经归纳了南京那位主审法官的逻辑：如果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同样“精彩”的是上海那位私家车主帮助“胃疼病人”却被交通执法钓鱼，该车主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对方却质问：“他胃疼关你什么事?”此事发生后，短短时间内又陆续从报道中看到广东和湖北都发现一模一样的情况，可见这样的交通执法不是一城一地的个例，而是一种普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一人倒下，路人援手，本是举手之劳；但，大家却心有余悸，不是担心自己没事找事，就是害怕中了什么圈套，所以只好道路以目。
一个不敢与人为善的社会生态出现，肯定不是什么国民性的问题，问题在于国体性。冷漠和看客，越是普遍化，越是不能进行简单地道德谴责，而是要究根追因。所谓国民性，是指国民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弱点和道德缺陷，比如当年鲁迅批判的国民性，主要就集中在卑怯、说谎、瞒和骗上。这样的弱点可以说是全人类的，非为中国国民所独有。但如果它集中表现在中国国民身上，那么，一定另有其因，这个因就是“国体因”和“制度因”。如果不把问题引渡到这个层面上，则无以根本解决问题。道理很显然，人不仅是环境的动物，更是制度环境的动物。人所身处的制度环境如何，在概率上则决定人性的状况如何。没有超越制度环境的抽象人性，并且制度对人性的导引，有正向和逆向两个方面。因此，这里重要的不是人性而是制度。鲁迅当年批评国民性中的瞒和骗，问题在于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瞒和骗的制度，它靠谎言支撑，甚至可以把血腥说成是辉煌。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国民们不说真话是国民性问题、还是国体性问题，答案不言而喻。鲁迅当年声称要“改造国民性”，其实更需要改造的是导致这种国民性的国体性。一个制度环境如果允许大家说真话，并且不再迫害说真话，人们还有什么必要彼此说假话呢。瞒和骗遂不再成为一种普遍的国民现象。
同理，当人们普遍地不敢与人为善、甚至善小亦不为时，这肯定不是什么冷漠或爱心缺乏，追究的眼光一定要打在它的制度环境上。人就是人，在任何一种制度环境中，它总是趋利避害的。当人们做善事反而给自己带来恶果时，碰到类似情况，当然不免要选择避害，这是人的理性。可悲的是，人们居然用自己的理性来克制为善的冲动，这样的制度环境是不可饶恕的，它在摧毁德性。且不说上海闵行的路政执法其制度设计就有问题，天下本不该有黑车，开放经营，取消毫无必要的出租车公司，何黑车之有（这种公司按月收取高额保护费才是黑），此为制度正道。即就其执法而言，以钓鱼方式，诱民入罪，手段如此下作。这种制度和制度执行，说白了就是权力敛财。它不但是以残民的方式敛财，同时还对社会人际环境起着恶劣的破坏作用。
国体由其制度形成，什么样的体制活出什么样的人。假如我们还把老太太摔倒无人扶之类，视为道德上的国民性；那么，由国民而国体，由道德而制度，我们何妨更多关注一下如同路政执法之类的制度设计，以及由此构成的制度环境。即使批判，亦当在这“七寸”处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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