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社会学者王容芬年轻时曾致信毛泽东批评文革，并因此入狱12年。中共庆祝建国60年之际，她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遭遇的坎坷和对历史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凭着宪法赋予它的执政党地位，凭着该党中央军委的兵权，连续执政六十年，破了专制主义的世界纪录。逢大庆典，古今中外都有大赦天下的惯例，中共竟以限制公民言论和行动自由为代价，向国际社会炫耀武力。作为党国曾经的属民，我深感奇耻大辱。

红旗下长大

我是五星红旗下长大的，出国前没离开过北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海淀。刚上小学时，学校还沿用培元学校的名字，它是中国基督教布道会二十年代创建的，教堂也是礼堂。念到二年级，区委派来一个年轻女校长，换下当了42年校长的基督徒祁国栋先生，我们最喜欢的老师，祁校长的小儿子也被抓走了。学校改了名儿，新名儿取自学校旁边儿那个死水坑"泄水湖"，礼堂里不许做礼拜了。祁校长住的跨院儿里有个福音堂，全海淀的基督徒都改在那儿做礼拜。后来福音堂改成了海淀区图书馆，基督徒们只能在家里做礼拜，这是家庭教会的来源。1954年共产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里面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它的潜台词是：没有传道的自由。第二部宪法干脆挑明：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家庭教会由此成为违宪组织，父母给子女讲解《圣经》也是违宪活动，消灭宗教是党政国策之一。

念完小学，我考进离家最近的一零一中，这所来自延安的贵族学校首次对平民子弟开门，我居然成了毛远新们的同学。一零一不是北京中学的顺序号,而是学生家长郭沫若给起的名字，取自毛泽东的"百花齐放"。 郭沫若有一本诗集叫《百花齐放》，一首诗写一种花儿，第一零一首压轴，叫"其它一切花"。我进一零一那年赶上反右，百花凋零，教导主任路开先生被打成右派，发配外乡。在一零一的三年初中，是我一辈子最不开心的三年。同学依着父母地位分等,连伙食都分等，甲伙每月九块钱,乙伙六块，丙伙三块。我妈的杂货铺被公私合营了，其实是没收了，她从来没拿过股息，枉顶了小业主的帽子。小业主的工资只有十三块，我连丙伙都吃不起，从家里带饭上学。尽管我吃得最差，穿得最破，却被学校当作剥削阶级子女，划入另册。五十年代共产党实行供给制，干部家庭每一个孩子配一个保姆，那些高干子弟连手绢都不会洗。我是我们家的保姆，负责做饭和拆洗缝补全家的穿戴、铺盖。寒假暑假，出身好的同学们跟着父母去北戴河度假，我这个剥削阶级出身的得打工挣学费。

光长年龄不长个

高中我考上了外语学院附中，这学校高干子弟凤毛麟角，同学都跟我出身差不多。老师也不势利，只看成绩，不认家门。我们都在青春期，赶上国家折腾穷了，勒到了小孩子肚子上，男生定量三十斤，女生二十八斤半，我和几个小个儿女生只有26斤。老师号召节约粮食，我每月节约下6斤，支援灾区和班上吃不饱的男生，饿得经常休克，光长年龄不长个儿，衣裳越穿越肥。高中三年，是共和国最惨的三年，退到了配给制的底线，什么都凭票购买，除了粮票，还有糖票、肉票、布票以及买鱼买菜买豆腐的购货证。一人一年发一尺布票，难怪赫鲁晓夫说中国五个人穿一条裤子。毕业那年毛泽东不主事了，陈云调整经济，立竿见影，粮食定量长了，人也长个儿了。原来发展生产不是难事，当权的无为之治，老百姓就能养活自己。

有位同学保留着高中毕业合影，给活着的同学每人印了一张。二排右起第二个是我，四排右起第三人是我们班长张久兴。他是高干子弟，放弃保送大学的机会，当了兵,学校给他披红戴花，大家敲锣打鼓把他送上接新兵的军车。张久兴天生当官的料，一路上升，当到团长，文革中反江青，被整死了。前排右起第一个女孩子也是高干出身，她的成绩不好，上不了大学，进了公安学校，文革初期进了公检法领导班子。我入狱后有几位同学试图请她帮忙，她索性和大家断绝了一切联系。文革结束时，这人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上掉了下来，至今与我们没来往。

桃园经验

高中毕业，我直接升入外语学院，学的还是德文。一上大学就赶上教育革命，每学期半个月劳动锻炼，一年一个月。外语学院是练嘴皮子的，没有劳动条件，党委把伙房的大煤堆当成教材，一个班一锹一锹、一筐一筐搬过去，下一个班再一锹一锹、一筐一筐搬回来，暴土扬尘，热火朝天。学校发给澡票，干完活儿可以冲个淋浴。煤末子透过几层衣裳，一天下来，肉都是黑的。我的慢性鼻炎就是这么来的。

干了两年捣煤的教育革命，中央下达了新任务，停课下乡四清。所谓四清，就是整农村干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个算不到毛泽东头上，是刘少奇两口子出的点子。我们下去之前先学习第一夫人的"桃园经验 "，就是她在北戴河附近桃园大队蹲点悟出来的全套整人经，"桃园经验"是当作中央文件传达给我们的。

外语学院第一次去的地方是北京朝阳区王四营公社，我们的任务是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整干部。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又被派到山西晋南襄陵县，白天学习，晚上整人。干部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挨整。派下来整人的还有县里、专区和省里的干部及军官，他们整起人来比学生狠，逼死人命的事时有发生。运动后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到了农民头上，农民的头衔是公社社员。社员们房前屋后的自留地全被割了，叫做"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建国以来的各种运动都有人研究发掘，好像还没人研究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纯粹是劳民伤财、倒行逆施、与几亿农民为敌。

在山西，我认识了"四类分子"这个概念的实体，"四类分子"指地、富、反、坏， "反"在镇压之列，故没遇见，"坏"是游手好闲者。四类分子不能与社员和干部一起开会，我负责四类分子。每次开会他们都例行公事检讨自己，一点小事都要上到"留恋旧社会、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纲上。偷是农村一种约定俗成的分配方式，家家偷，人人偷，只有四类分子不偷。那个地方有种陋俗，后来听说全山西都这样，还有说全中国都一样的，就是夫妻之外的朋友制，男的女的几乎都有性伙伴，只有四类分子不从此俗，特别是坏分子，从本能上鄙视这种劣俗，他们不仅两袖清风，还清高。如果说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农村有道德楷模，只有四类分子当之无愧。

文革开始

从山西回来没上几天课，文革就开始了，也是先学中央文件，这回是《五一六通知》。我们这一代学生没有吸收五七年学生右派的教训，凭着理念和激情给党委提意见。我对教育革命有一肚子意见，学生不上课，学不到知识。那时毛泽东在滴水洞寻欢，刘少奇坐镇北京，主持中央，派下工作组来，锁上校门整学生。凡提过意见的都被打成反动学生，我也成了批判对象，我的名字被打了仨大红叉叉，铺在路上供人践踏，每天三顿饭，我都踩着自己的名字进饭厅。

同学们是被工作组煽动起来的，情有可原，我至今不理解两位愈置我于死地的名师，这之前她们没教过我一堂课，我对她们也只能仰视，没有请教的荣幸。一位是英语系年轻的党员教师Z，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传译席上赶回来，写了一张声讨全校反动学生的大字报。我那打了红叉叉的名字夹在当中，她的签名在第一位。后来这人成为毛泽东贴身英语教师，我和那几位被她点名打叉的同学不过是她升腾中的几粒微尘。另一位是一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夫人Y教授。Y教授领衔的大字报只针对我和系里另外一位反动学生，批判之外，还有揭发。Y教授年过花甲，官至系主任,该退休的人了，还追求什么呢？纵使把这俩学生打入十八层地狱，她又能升到哪里呢？她登台控诉，不是追求个人私利，而是把我们当纳粹时代的犹太人对待。

三十年后，一位不曾伤害过我的老师向我道歉，说他当年放弃了教师的职责，没能保护学生。如果这话从Y老师口中说出，我会倍受感动。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当守天地君亲师的名分。Y教授活到近百岁高寿，经常给德国人回忆往事，可惜到死都没有提过文革中丧失师范的那一节。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刘少奇的工作组撤了,校门开了，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去北大看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掌了权，草地上一大片脖子上挂 "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牌子的老师，被造反派监督着劳动，人的尊严丧失殆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暴力冲出校门，社会进入无序状态，抄家、游斗成了街景。我妈从小业主晋级"资本家"，胸口别着黑牌上下班，招来红卫兵抄家，掘地三尺。学校里开始死人，法语系一位有法国妻子的老教授不堪凌辱自杀，跟着是校医室的黄大夫，红卫兵抄家搜出一张黄埔军校毕业证书，校长蒋介石的签名要了黄大夫的命。学校旁边湖南公墓里齐白石的坟被扒了，白骨放在操场主席台上,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

反抗工作组的造反派掌了权，我那短暂的反动学生履历成了光荣历史，八月十八，我被外语学院革委会派去天安门广场参加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做报告的是几年没露过面的国防部长林彪，他嗓音尖冽，不像个军人，每一句都声嘶力竭，让我想起纪录片《条顿剑在行动》里希特勒的演讲。林彪的叫喊从十几个大喇叭里传出，乱糟糟地像打群架。最后，林彪喊四个万岁喊劈了嗓子，仿佛准备就义，又像要跟谁拼命。

后来是一个女红卫兵讲话，另一个女红卫兵给毛泽东戴袖章，穿军装的毛泽东挥舞戴袖章的胳膊,喊"红卫兵万岁！" 广场上立即相应，一浪浪山呼万岁。我不是红卫兵，没有军装，也没袖章，裹在疯狂的人群里，直感到世界末日了。军委两主席联手运动群众，对付他们的党内对手，不惜混战全中国，启用娃娃兵。八一八承认了红卫兵的合法地位，承认打人有理，杀人有功。那时公安局还没砸烂，大院里堆满死尸，据该局统计，从红八月到九月初，有名有姓的尸体有1700多具。

致信毛泽东

红八月后，我给军委主席毛先生写了一封信，说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而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为这封信，我被判无期徒刑，托邓小平先生的福，只囚了十二年半，原来的"恶攻"罪改成"反对林彪、四人帮"，无罪开释。出来赶上改革开放，赶上审判林彪、四人帮。中国走正道了，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尊重。

我也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跟着饱经沧桑的费孝通老师做社会调查。费先生受到国际国内敬重，荣获社会科学里的诺贝尔奖马林诺夫斯基奖，当上民盟中央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总书记胡耀邦为他的《小城镇，大问题》写序。费先生越发临渊履冰，小心过了头，干了一件千古昏事，把别人寄给他的纪念反右30周年的信呈交统战部，引起一场整知识界的运动，导致党内角斗，最终把为他写序的胡耀邦拿下来。

一九八九

共产党生命不息，角斗不止，拿下胡耀邦的人很快失势，而且成为老百姓反腐败的靶子。后来的党内斗争沿袭文革，代替中央文革小组的是赵紫阳的智囊，这次没能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运动的对象也局限于京畿学生。与文革重大不同是，对立面过于强大，动用20万大军进京。这是对付学生，还是防止政变？在阴险与野蛮的党内决斗中，学生和市民成了撕了票的人质。这场屠杀，毁了上千条年轻的生命，也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修补的形象，中国从向民主社会过渡的国家变成了专制主义的典型，成了国际社会的坏人头儿。政治形像的毁灭也为刚开放的经济套上国际禁运的大锁，使国民蒙受巨大损失。

我在枪声中匆匆离开那个草菅人命、践踏人权的国度，比我的同胞多享受了二十年天赋人权。回过头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又连续执政二十年。二十年里，这个党部内团派、太子党没有停止过内斗，且愈演愈烈。和历次党内斗争一样，遭殃的是老百姓，甭管什么宪章什么盟，只要粘上为对立面说话的嫌疑，就更倒楣。

中国人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哪一派上，只有民主取代专制，中国才有出路，百姓才有活路-这是我在党国四十年换来的一点点觉悟。除了民主，我以为中国最缺的是普世价值。精英们本该是道德楷模，领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中间却不乏为虎作伥者，引导良民生活方式。放弃普世价值、六十年长跪不起的精英贤达是专制主义的沃土。


作者简介

王容芬：旅德社会学家，从事马克斯·韦伯研究及译介。1966年，文革初期的血雨腥风以及个人崇拜令当时正在北京读大学的王容芬深恶痛绝。于是她致函正处在权力巅峰的毛泽东，要求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为此，王容芬遭受了12年半的牢狱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