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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败已经天怒人怨。全国县处级以上官员犯罪率逐年上升。据统计，2003年至2008，全国共查处县处级以上官员共计2万余人，[13]其中有35位省部级高官。[14]政治域（买官卖官）、公共采购领域（如中国的土地批租）、医疗卫生领域和司法这四个域既是腐败高发领域，也是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领域。一组数据表明，公务员群体尤其是法官群体成了犯罪率最高的社会群体：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00，其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15]司法腐败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烂到了根子上，无药可救。
扰乱。这扰乱在今天的内涵远比国民政府时期要丰富，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国民与政之间缺乏互信这种社会信任的缺失，也表现为因各种恶性刑事案件频发引起的安全感降，更表现为每年数以十万计的社会反抗。作为中国人的悲哀在于，目前从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到居住环境，没有一样堪称安全。2008年震惊世界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只是掀开了中国食品安全隐患的一只角。但中国政府目前只在意防范社会反抗，社会成缺乏互信及国民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所引发的问题已不在政府考虑之列。
由于这些内容我在过去多篇文章中均有分析。在这里我只分析“扰乱”之源头究竟在哪。海外的中国研究圈经常盛赞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几乎完全忽视了中国的社会危与“经济奇迹”的同一根源，即承担资源分配功能的中国政府既是经济奇迹的推手，又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我曾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很清楚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又是制造诸多社矛盾与环境危机的根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于地产、矿产源、金融、股市等几个特定领域。而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农民反抗征地、城市居民反抗拆迁、全国各地城乡针对环境污染的社会抗争、血汗工厂劳工的反抗等，均与上经济增长方式有直接关系。不少行为恶劣的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就是中国社会的不安因素。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如执政为民、追求社会公正、建立廉洁政府、人民当家作主、保护环境使中国可持续发展等，完全与其政治实践严重背离。
乱之源及理乱代价
中共当年认为，“五鬼”非乱之源，乱之源乃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五鬼”仍然猖獗，再加上前所未有的环境高度污染，乱之源为何？难道不是这个独政体以及这一政治体制养出来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令人绝望的是，目前还看不到改变这种体制的任何希望。政府对所有的不同声音（凡不合政府官员利益需要的意见均囊括在内）的打压极为严厉。于是，希望通过“民主革命蓝色运动”等敦促中共实行自上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郭泉，被当局以“颠覆政府”罪指控；即使是一直对政府抱有良好望，只从事公益活动的四川谭作人、北京许志永，也被当局控以莫须有的罪名。对良心犯与思想犯打击从严，正好与对贪官处理从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渎职侵权案件判免予刑事处罚以及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上升到2005年的82.83%。[16]
60年过去，中共以“消灭阶级与剥削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为号召，最后却造就了一个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的身份型社会，用中国的现状证实了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骗性。有趣的是，当年以批判四大家族腐败为由动员人民推翻国民政府、剥夺有产者，中共自称其“革命”是正义的；今天权贵们藉改革之名化公为私时，中共仍然宣称其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在沧海桑田的60年变迁之中，中共反复向国民灌输这样一个观念共产党是中国、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利益的必然代表；近年来随着孔子学院的诞生，国共产党俨然又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这多重代表的资格，其历史可追溯至中共诞生之日，后来又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予以确定。但最近这观念却被几位基层政府员不经意之间解构了。如河南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时那句著名的“你是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17]，等于承认了党与人民利益的完全分立；又如，湖南省衡山县店门镇长周建国在指挥拆迁村民住房时那句“我们只讲党性不讲人，拆！”[18]，更是表明了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人民的人权居于多么微末的地。
至于当年那“庄严的承诺”为何没有兑现，中共不仅不做自我检讨，也不允许任何人加以讨论。为了粉饰60年庆典，除了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之外，就是不遗余力的钳制论，使用国家暴力对付一切社会反抗。
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辛亥革命虽然使中国的道统、政统与法统“三统”齐断，民间毕竟还保持了绅士阶层与某些传统道德基因，经济上仍然保留了私有。而中共的统治不仅在消灭了绅士阶层的同时扶持了流氓无产者，横扫了中国的儒家统文化，还彻底颠覆了经过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经济秩序，将那种“把手伸进他人口袋”里的“水浒文化”合法化，60年前的“化私为公”与现阶段的“化公为私”都源于一伦理。从结果来看，这场“共产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付出死亡上亿人的代，只是将原来的统治阶级拉下马，再将新的红色贵族送上统治宝座，连社会结构都未能加以改善。目前，中国民间流传“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又到了”的说法并非笑话。不，这种只有改朝换代意义之“共产革命”，除了受益者主体变更之外，恐怕于社会进步不起任何作用。中国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建立保障个人自由并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制度。
【注释】
[1]余玮，“李鹏之女李小琳：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环球人物》2009年第16期封面故事（2009年7月20日）。
[2]“我们走哪条路”，《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1930年4月。
[3]“农村贫困人口存在较大低估”，《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26日。
[4]Albert Keidel，“The limits of a smaller, poorer China，”Financial Times, Nov 13,2007 http://us.ft.com/ftgateway/superpage.ft?news_id=fto111320071500163337&page=1.
[5]Jill McGivering, “Syphilis rates soaring in China ,” BBC News, January12, 2007、
[6]田建军、李美娟，“血吸虫病卷土重来触目惊心 6500万人受威胁”，新华网武汉2005年11月11日。
[7]“艾滋病现状评估”，艾滋病检测网，2009年7月1日 （http://www.hiv5.com/8/2297-1.htm）。
[8]朱玉，“卫生部：中国对传染性肺结核病人免费诊治”，中国法院网，2003年3月25日（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303/25/45462.shtml）。
[9]“中国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达1.2亿，其中3,000万已发病”,南方网，2006年4月24
日（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yg/xz/200604240484.htm
[10]“中国近百癌症村悲歌”，网易探索，2009年5月9日（http://discover.news.163.com/09/0509/09/58S54U2P000125LI.html）。
[11] “张海超：开胸验肺?只想活下去”，《新京报》2009年8月3日（http://nc.people.com.cn/GB/146291/9773867.html）。
[12]“开胸验肺黑喜剧”，2009年8月7日，（http:// focus.news.163.com/09/0807/09 /5G3QQFLD00011SM9_2.html）。
[13]徐伟，“处长职务犯罪愈演愈烈，案值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人民网，2008年11月11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8317280.html）。“中纪委：一年来4,96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被查处 ” ，《新京报》2008年12月27日。
[14]“中国反腐剑指腐败深水区，35省部级高官落马背后”，《中国青年报》2008年3月11日。
[15] 陈忠林，“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第二届学术文化节学术讲座二：恶法非法”（http://law.xmu.edu.cn/v.asp?t=xsbg&id=72）。
[16] 李微，“被判有罪不入监，贪官凭啥有特权”，《检察日报》 2006年7月25日。
[17]“记者调查经适房土地建别墅遭官员质问：替谁说话”，中央广播电台经济之声2009年6月17日（http://news.163.com/09/0617/09/5C0HSV0S0001124J.html）。
[18]“史上最牛镇长放言：‘我们只讲党性不讲人性，拆！’”天涯论坛，2009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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