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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神州陆沉60年
何清涟
今年适逢中共建政60周年，按中国的干支纪年，是为一甲子。中共正为自己开列长长的庆功清单，欢呼自己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评价中共建政60年的成就可以选择多个角度，但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共革命的初始目标―“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压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来考量。因为这个口号既曾经风靡世界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用来标示自身具有前所未有政治正确性与道德高尚性的革命目标，更是中共建政全部合法性所在。
中共执政的6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城市数千万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中共以暴力革命消灭了有产阶级，用政治暴力强制推行各种社会改造，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近亿人在这30年内失去生命，数百万个家庭遭覆之痛。
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国面临艰难困境。用中共自己的话来总结，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才有了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由于中国政府掌握国家资源的分配权力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又不受任何社会监督，这场“改革”最后演变成一场以权力市场化手段，官僚集团大肆掠夺各种公共财（包括民财）的过程。可以说，中共执政60年完成了一个历史轮回：以暴力消灭有产阶级始，以权力将自身变为暴富阶级终。
从“四大家族”到今天的150万个暴富家庭
60余年以前，中共挟百万大军，挥师南下攻占长江天堑，以军事上的胜利将蒋介石逼至湾岛，夺得了政权。不过，人们不应该忘记中共宣传战的威力：几乎从蒋介石1927年得国民政府领袖位置开始，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巧取豪夺、疯狂聚敛的传说就不绝于缕这种传说不断消蚀着蒋氏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据说，“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共第三任总书记瞿秋白提出，经过坊间不断润色，形成了一句顺口溜：“蒋家的天下陈家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这四大家族到底聚敛多少？至今只有两个数据，一是陈达在1948年间所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二是杜鲁门的一段著名痛骂：“他们（指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贼，个个他妈的是贼（They 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们从我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陈伯达那篇“中国的四大家族”在当时称雄文，深得《孙子兵法》那句“凡善战者，攻心为上”之精髓。凡读了这篇文章的人，对罔顾民瘼，汲汲以聚敛为务的蒋氏国民政府均痛恨莫名，齐刷刷地将自己的支持献给了许诺要建立一个“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的新中国的共产党，无数进步青年在20纪40年代投奔“革命队伍”，与这种宣传极有关系。
如今60年过去，在前30年的“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中共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成为掌权者；在后30年的“改革”中，掌权者通过“权力市化”让自己变成了暴富阶级。暴富到什么程度？我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4期）一文里，引用了三组数据：第一组是007年攀升至0.48的基尼系数；第二组亦来自国内，引用了赵晓2006年10月19日发表在博客中的“寻租资本在毒化社会机理——盛世危言之民生篇”一文征引的资料，“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 2,932人是高干子女”。第三组数据来自波士顿咨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这个报告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算了存款、 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和不动产。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主要来源就是当权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通过大量寻租活动或市场化变现为金钱，其手段与我10余年前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揭露的大同小异。
这三组数据由于我在为BBC写的评论“中国政府已蜕变成自利型政治集团”（2009年1月8日）中加以引用，因而广泛流传于网络之上。广东《时代周刊》6月25日以“权威报指中国财富加速向少数人集中，亿元户91%是高干子女”再次引用了这些数据，导致亿元户当中91%是高干子女”这一结论不胫而走，从而证实了中共牺牲了数千万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义就是先用暴力将别人的钱抢过来，变成“公产”，再用力将“公产”化为私产，通过巧取豪夺使当权者成为暴富者。这个数据实在太具有杀力了，党的最高喉舌《人民日报》终于忍不住出来“辟谣”了，于8月6日发表一篇“人民时评：吸引眼球的未必都是真相”，让《时代周刊》报导中出现的全国政协委员蔡明出面否定他所引用的资料。而赵晓文章所引资料，因其引证时说明是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引用者与这四个单位均在国内，于是由上述4个单位中的“中宣政研室有关负责人”出面否定本单位从未做过这类研究。其实，赵晓的文章发表于将3年以前，网上亦多有流传，如果他引用的数据为假，这3年当中这4个单位为什么一齐保持沉默？只有波士顿咨询公司因为地处美国，为中国政治权力鞭长莫及之处，近期可能该公司也无大笔中国业务可做，因此中国政府无法挟制该公司出面澄清“数据错”（象2006年5月迫使安永公司出面承认其公布的中国银行系统坏帐数据高达9,110亿美元是个“错误”一样），《人民日报》也就只好暂时放这家公司一马，避而不提了。
中国政府可以否定亿元富翁中高干子弟占91%这一具体数据，但无法否定特权阶层占有量社会财富与收入差距过大这一社会现实，因为这一现实每天都在刺激着中国的民众如今，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是底层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人民依然处无权状态，官吏的贪污腐败比60年前更上一个台阶，社会总体失业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农村照样存在8千万左右的“三无”农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只是夺去他们土地的并非地主而是政府。这些事实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义性共政权的合法性，并揭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欺骗性。中共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彻底打破了形成了数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结果只是将原来居于社会边缘的部分无产（即中共“革命队伍”的骨干成员）送上了统治宝座，让红色权贵取代了原来的统治级，真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当年国民政府的专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极权体制更为苛酷。
如果要说今天的中共政府与当年的国民政府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民政府时代，能够出国“在纽约置办房产”的必须是高级权贵，而如今的中低级官吏享有此等特权。加拿大容留了近半数中国通缉的外逃官员，这些被通缉官员中，有些不过是处级、科级而已。这表明，“经济发展”使蛋糕做大之后，统治集团当中可以切到蛋糕的人多了一些。第二，当年由于新闻管制远比今天松驰，许多相对独立的媒体其中也有中国地下党领导的）还颇受读者欢迎，嘲讽蒋介石的文字不时出现报端。因国民政府的“四大家族”一般是闷声发大财，未闻孔二小姐之类在《中央日报》或者其它媒体上发表长篇文章说，“我所有的钱全是凭自己能力挣来，与父辈荫庇无关”。今天不同，前中国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在其父亲的老地盘电力界经营多年，荣登中国力界“一姐”宝座，居然借助党的喉舌媒体宣称，对她来说，“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1] ――沾了便宜还拿中国民众的“能力”大大涮了一把。第三，国民政府时期，员们还要表面上顾及“礼义廉耻”，不便在政府机关办公室里堂而皇之地“性骚扰”，用私囊（哪怕是贪污得来）养个小妾或外室，也只能悄悄地做。如今则不同了，办公室里的“潜规则”已经普及，上级官员将下属发展为“情人”、或把情人安排成下属，后“堂堂正正”地提职重用，既不影响“官声”，也不耗用私财。比如，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情妇刘红薇便长期身兼上海市财政局长与税务局长两职，双方结成了很铁的腐败同盟。所以，研究贪官的情妇现象，现在成了研究中国腐败的一个重要“课题”第四，原来的“四大家族”当中，至少有孔宋两族原来就是富豪阶层，不象今天的高子弟，其父辈都是无产阶级，财产全凭权力巧取豪夺而来。
有意思的是，中国官方严加管制的现代史研究目前也有松动，已经有人论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并未捞取巨额财富，以前陈伯达的上述说法是因为国共对峙的关系，带有敌意义。这真是应了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今由于中国权贵阶层积累的财富远超过了当年国民政府的“四大家族”，为了不让民众产生联想，连历史也“与时俱进”地做了相应调整。建议对专制国家权贵子弟这一身份含金量有兴趣的人去读一本书－《经济匪徒》（Economic Gangsters ），书的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Ramond Fisman 与加州伯克利学院经济学教授Edward Miguel。该书讲述了全世界各地于腐败、暴力、贫穷和独裁的故事。为独裁国家的太子党们拥有的政治背景作市场“价”，是作者的研究强项，也是这本书的中心。
“五鬼”依旧闹中华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何会成为地球上的落后国家？为何会从乾隆时期的“天朝上邦”沦落到连日本这种“蕞尔小国”都敢任意欺负的地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个问题几代中国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想烂了脑袋仍是众说纷纭。“五四”时期，持改良主义“教育救国论”者有一个前提性共识，认为当时中国的弊端在民品劣、民智卑。胡适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2]――仅凭这一点，今天我们中国人可以到联合国申请一顶“长期反贫困战略思想”原创者桂冠，因今天风行世界的“反贫困理论”，其中的“长期反贫困战略”，无非就是要国家加大育投入，让更多的穷人能够通过大学这一“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脱贫进入中产阶级行列。
不过，胡适的“五鬼闹中华”之说实在是生不逢时，当时就有梁漱溟等人认为他是在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因为这“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三者――毛泽东后来将这三者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大山”。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推翻这“三座大山”为己任，宣称只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腐败等一切社会弊端便迎刃而解了。至今为止，中共官史还是如此书写：“毛泽东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最能说明毛泽东一生丰功伟绩的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当年批评胡适说的“‘五鬼’是中国落后之因”没抓到根本，我也赞成，因为“五鬼”实是社会病的表现，并非病源。但今天的社会现实也让人们对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满疑惑：
1949年中共确实将帝国主义赶走了，但1978年又以“引进外资”的名义让“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不过，“帝国主义”之名已经弃而不用，而转用“外国资本”或者跨国公司”等词。尽管工人们仍然需要在“血汗工厂”辛苦工作，但在外商面前，中共政府官员确实“站起来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来投资，先拿买路钱来”！那么多的外商贿赂中国官员，国家商务部那条粗粗的寻租腐败链条就是中国官员“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的标志。
封建主义的特质是专制，毛建立的“新中国”是比专制更坏的极权政体，邓小平时代是后极权，今天是新极权。如今之中国，与封建王朝时代一样，当官的仍然要“为民作主，国人依旧是匍匐在地的“子民”，完全没有政治权利，不可擅自结社，文字狱更是屡兴。相比之下，“万恶”的封建社会倒还相对自由些。比如始自宋代的行业协会便是真正的民间组织，朝廷从未派官员去担任会长、秘书长；明代的复社这个以江南士大夫主的政治集团，比之今日杨子立的“新青年学会”要成熟百倍，而且经常风评时事，干预朝政，未闻被朝廷取缔，或将其领袖以“成立非法组织”之名投入监狱（少数成员被投入监狱者是因其它政治原因）；即使在“反动”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除了《中央报》是党的喉舌之外，民间办报还是主流，国民党也未敢规定所有媒体必须成为“党喉舌”……凡此种种，真让人疑惑，封建专制这座大山是搬走了呢，还是以更沉重的形式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官僚资本主义这座大山的变种，较之当年国民政府时期的四大家族尤甚。所有与公共事业及资源相关的企业，全由国有企业经济寡头垄断，价格听凭垄断企业说了算，政府偶召开的听证会权当走过场；非国有经济部分的企业主则必须与政府官员结成利益同盟手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们成了“造就国王的人”，官商结合已经算是“良性发展”，渐成潮流的官黑结合才是民众生活的真正威胁。比如，重庆前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这种界实力派人物，庇护当地20多位黑道富商长达十几年，硬是古为今用地将昔日的袍哥化纳入今天的红色政治文化。这种官黑资本主义较之当年的官僚资本主义不知恶劣了多少倍。国有资产流失的秘辛无人过问，工人随便给点钱算买断工龄，生活无着没人过。我写此文时，吉林通化钢铁厂事件余波尚在，河南林钢硝烟再起，中共革命曾经依的主要社会基础“工人阶级”早已被迫抛弃“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只能苟且地保住饭碗，甚至被砸了饭碗依旧怀念这个制度的始作俑者－－“伟大”领袖毛泽东。
60年后看中国，党的“丰功伟绩”虽然被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全方位地歌颂着，但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五鬼”却依然徘徊在中国大地：
贫穷从未离开过中国。中国人均GDP早在2003年就超过1,000美元，2008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短短5年之间人均GDP涨了两倍，国家统计局宣称中国已经进入“等发达国家”行列。但众多国民却未敢分享这种喜悦，反而感觉度日艰难，连“小康的边都没摸着。在言论“相对自由”的互联网上，许多人表达了对国家统计局所公布数字的质疑：我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准真的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种由统计局统计来的数据是真实的吗？我们大多数人的收入为何比人均收入要低呀？网友们由此还发了一个网络新词：“收入被增长”。最后国家统计局不得不被迫回应种种关于“收入被增长”的质疑。
姑且将收入是否增长这点放置一旁，中国事实上还存在数以几亿计处于赤贫状态的穷人为了“大国崛起”的面子，减少中国的贫困人口与政府财政负担，中国政府将农村贫线设定为每人每年683元人民币，这样一来，中国只有约8,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3而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贫困线标准（每日每人1美元，每年约为2,500元人民币），中国的贫困人口应为3亿。[4]
从“东亚病夫”到疾病大国：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深为“东亚病夫”一称号感到羞耻。1932年东北运动员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被中国视为雪耻之。自中共建政以来，举凡建立低水平的公共卫生系统、开展金牌体育无不是为雪“东病夫”称呼之耻。奥运金牌之梦倒是因为不计成本地“举国投入”圆了梦，成了世界第一的金牌大国（有“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之说），但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却乏善可，各种疾病开始蔓延。以下仅列举中国卫生部及其它政府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
中共建政后的前30年曾消灭了梅毒与血吸虫，现在这两种病又卷土重来。1993年，中国每10万人当中的梅毒病发个案仅有0.2例；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每10万人当中有5.7，但中国病毒学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被严重低估。梅毒母婴传染率在1991年到2005年之，平均每年增速高达70%以上。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广东、海南和浙江，梅毒案例最多。[5]被称为“瘟神”的血吸虫病曾在中共建政前十余年得到控，毛泽东为此专写的那首“送瘟神”词曾脍灸人口。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洞庭区与鄱阳湖区防治血吸虫的血防系统崩溃，血吸虫病又卷土重来。目前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人口达6,500万人，血吸虫病人高达80多万。[6]
其它各类疾病的人数同样惊人：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千万人，感染人数在亚洲位居第2位，在全球居第14位。[7]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结核菌感染者4亿人，结核病患者500万人）[8]。此外有3千多万乙肝患者，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9]高污染导致癌症村遍布全国的报道是时常见诸报端[10]，污染受害者走投无路的绝境，让人读后顿生窒息之感。
2009年7月河南民工张海超剖胸验肺之举[11]，让国人既震惊又伤感，殊不知那只不过是全国64万尘肺病人当中的一个而已。据CCTV报道，全国有1,600万家有毒有害企业，到职业病危害人群2亿人，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12]
我已经不忍心再列举更多的疾病数据了。这些疾病的蔓延既与中国那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战略有关，也与中国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有关。如果说失去社会公正是中国底层人民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那么失去健康则是全体中国人为经济发展支付的代价。面对政的“面子”――那一块块昂贵的奥运金牌，与民族的躯干――国民的健康，任何政府都应该惦量出二者孰重孰轻。中国近年不厌其烦地讨论中国的崛起，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社会现状，讨论如何才能让崛起不至于成为一个自慰之梦，可能更为现实。
愚昧：从阿Q到今日愤青。衡量一国国民的愚昧通常有软硬两套标准：硬指标是国民受教育程度与文盲率；软指标是国民的素质，比如对历史与现状是否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权力的态度是盲目服从还是保持一定的独立，对外来文明是开放接受还是盲目排斥等中共统治60年正是世界各国大幅提升本国国民教育程度的60年。中共比较乐于纵向比较，总说自己与国民政府时期相比，国民教育程度提高了多少、文盲率又下降了多少；如果横向比较，则乏善可陈，与台湾、香港两地都相差一大截。从国民素质来看，现段的民智自然要比毛时代开化得多，但阿Q精神却仍然表现为不少国民尤其是今日“愤青”的精神特质――所谓阿Q精神，其实就是民族失败主义和盲目的民族自大狂相结的产物。前者是百余年沦为落后民族的深重屈辱，后者则来自于五千年文明的骄傲。种极度的失败感与骄傲感的结合，使“愤青”在遭逢到的各种屈辱面前逐渐失掉正视现实的勇气，甚至企图用荒唐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屈辱，麻醉自己的灵魂。比如，明明本国政治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却硬被他们说成是外国资本的压迫。毫无疑问，“愤青现象是被统治者不自觉地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思想俘虏的可悲现象，它标识着中国人政治理性的成熟还需要假以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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