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国


和她在巴黎只是聊天，没别的。

我应该是很少的能与她有过较深入地交谈的大陆人，而且是在她去世前不久。现在，都在谈论这60年的历史，今天不想干活，就试着完成这篇过去没写完的回忆吧。

那应该是1991年夏天。王军涛和陈子明在狱中绝食的消息传到巴黎，人们很愤怒，也真替他俩担心。我们这代人都知道饿得难过，王军涛又算是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很喜欢的老朋友了。我们相识于武汉的1984年。那时的改革如同今天的腐败、色情、股市，天天想，人人谈。朋友李明华、王一鸣提出办刊物要改革，要办新的理论杂志，他们的那些当时还没学会用改革捞好处、不熟悉改革的政治风险的领导很支持。老李将我拉入伙，我们三人于是猴儿式地上窜下跳，四处奔走。一次在毛泽东经常下榻的东湖宾馆的据说是毛住的房间，和胡德平，胡耀邦的大公子，谈我们的新杂志《青年论坛》的计划，德平十分激动。他说：你们要将这个杂志办得和当年的《新青年》一样，要启蒙，不要怕。我写了一篇谈自由的文章，“为自由鸣炮“，可以在你们的创刊号上发表。我很惊讶，心里说，天，他比我们还激进。胡德平当时确实和他父亲一样，单纯天真，生气勃勃。只要你年青要改革要他支持他一定支持。据说后来他为此很惹了些麻烦。另一次是我们三剑客在当时的湖北省委副书记，今天的全国政协秘书长钱运录的办公室。这位钱兄知道总书记的儿子对我们的支持，故格外亲热，说：大胆地干，除了问题我替你们担着！两年多后反自由化，邓力群等要整肃《青年论坛》，这位钱兄批示：刊物整顿，追查问题文章的作者和编辑。一些官员翻脸如翻书，不是亲身经历，难以置信。

总之，杂志办成了。在84年初《青年论坛》的创刊仪式上，有人问我，北京来的三人，有军涛，想发言。我不知军涛是谁，但朋友说北京来人，且是得意地称名不称姓，大概有来头。而且李明华、王一鸣当时不善言词，弄得仪式很无趣。我于是说，自由发言，让他们讲吧。王军涛、李盛平先后慷慨陈词，会场的气氛为之一变，十分活跃。会后，此三人，李、王和我，与彼三人，王军涛，陈子明，李盛平，有了第一次的长谈。

后来又有了多次私下的畅谈和在各类研讨会上的彼此叫劲或呼应。看到今天牛博上的数帮牛人，常想起当年的武汉。人杰地灵的江城80年代的人儿也牛，当 然是牛气不同。那时的五月没有第35天，故气顺爱谈文化。有现在被认为是中国的一流哲学家的张志扬陈家其邓晓芒，他们当时好像已大致读懂了康德胡塞尔海德 格尔咔达默尔等人的德语原著，这在今天，即使打点折扣也是很吓人的。有疑似哲学家的鲁萌朱正琳萧远刘尉华，有算来是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心理诊所的谢小庆夫 妇，还有毛泽东说“比冯友兰好”的冯天瑜及现在有厚实国学信誉的郭齐勇。大作家池莉和方方当时应该是初出道的小妹妹。这些文化人中的多数，还有无数的江城 文学、文化青年，似乎都知道，都在谈论王军涛。更令本地男人尴尬、恼火的是，基本上爱上了他的女人，我认识的便有三个。

如今，也就是在他离开武汉的4、5年之后的1991年，天翻地覆，王军涛在狱中绝食。只有我知道当年武汉的这些朋友们的心疼。于是，我们一行十数人，中法、男女都有，躺在在中国驻法大使馆正对面，声援王军涛陈子明。我实在是怕饿，不敢来真的，故提议分批绝食，每人一天，其实也就是不吃早、中饭。

中国驻法使馆主楼在巴黎最高雅地段的乔治五世街，据说当年是李鸿章给买下的。对面，即我们集会的一边，是世界著名的疯马艳舞厅。它和红磨坊、丽都艳 舞厅不同之一是舞女们一丝不挂。到巴黎后，国内的朋友先后带来几批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官员，说我懂欧洲文化历史和法语，是绝佳的导游，一定要我匿名免费陪 同。可与国内的官员讨论且有高品质的白食吃，何乐而不为？于是我先后去过这三个全球著名的艳舞厅。在疯马，我居然睡着了，醒来十分难堪，心想同伴们可能会以为我有什么病，否则如何能在这世界最美艳且全裸的女人面前打瞌睡？确实，红磨坊的歌舞最热烈，演员的表情目光及灯光舞蹈设计也是热烈的。那遮掩着的半裸也让你勾勾的眼神不断的去追逐。和它比较，疯马的舞女冷漠机械，隐密处也被笔墨黑得工整，且被特殊阴暗的灯光艺术遮 掩之，整一病态。

在这里做这个抗议，监狱和绝食的残酷和与色情艳舞的奢华相映成趣，中国囚犯的痛苦，狱卒的萎缩蛮横和世界最美的裸体，最富有的高雅浑然一体。眼前一拨拨的衣着华贵的西方绅士淑女，机器人般地来来往往......

这时，谁叫了一声，邓丽君来了！

阳光下，邓丽君手捧好大一束鲜花向我们走来。和她一起的，是一位西洋轻年，其貌不扬。当后来听说是她的法国男友时，大伙一声不啃：凭什么呀。

握过手，邓丽君和大家一样，席地而坐，和我几乎是膝盖碰着膝盖。她的动作、表情，是大姐般的沉静亲切而不是照片上看到的跳跃活泼。淡妆，脸似乎有因睡眠不足的轻微浮肿。此时真实的邓丽君，不如画面上的漂亮、性感。应该说，作为男人，我有瞬间的失望。

但，这才是邓丽君！当然，这是一位华人世界中无人企及的名人，无数男性倾慕她。更重要的私人的东西：她给过你极致的艺术享受，改变了你和一代人的心灵。静静地看着她，难以置信。

我的经历和很多人类似。约在1978或79年，在广东当兵的哥哥回家探亲，带来了一架双卡录音机和几盒邓丽君的歌集。全家人关起门窗听邓丽君，那个震撼，那 个痴迷，那个陶醉，是极致，人生只会有一次。至今回想，仍然为那种震撼所震撼，仍痴迷、陶醉于那种痴迷、陶醉：音乐，歌曲，人生居然可以有如此的享受！在我，这种震撼、痴迷和陶醉有其深远的政治乃至于哲学的后果。出自于去意识自我意识的哲学职业习惯，我经常回想、询问这个痴迷与震撼之谜。它是被禁止的，它来自于“蒋匪帮盘踞的”、“人民在苦难中煎熬”的台湾，她和她的歌声是敌对势力！邓丽君的歌完成了一个深刻到无意识、接近生理层面的精神解构和重构。现在当我读到福柯，习惯性地质疑各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价值次序和结构化了的成见时，不管是官方的还是反对派的，我都会想到邓丽君。数万人、数百万人历时数十 年，以生命或毕生的信念建设成的堡垒一样的敌对意识和情感、阶级斗争信念和固有的近代史观，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高歌一曲，五到十分钟，竟可轰然坍塌，甚至灰飞烟灭。这种有核武器般威力的精神的解构，会使一百个最伟大的哲学家望洋兴叹。 当然，马克思、毛泽东、康德、沙特都曾让你震撼甚至陶醉，可这些是糟老头、死家伙，遥远如星辰，而这，可是个在你身边的年轻轻的大美人儿！

她就是这样划出了两个时代的分界线。而且，由此在中国开创了一个独立于国家，独立于政治宣传和教化的民间趣味，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娱乐、玩儿的世界。

邓丽君对时代的震撼和她所有过的哲学解构的社会功能，还有其具体的技术上的原因。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文革，江青和那个病态的时代给了我们这代人一个珍贵的礼 物，那就是对音乐、歌曲的敏感。和今天年青的一代比较，40到60岁的中国人中，年青时会外语的比例奇小，会电脑的更是没有。但，会唱歌，会玩一、两种乐 器的比例奇大。这是因为文革中每个学校几乎都有文艺宣传队，各类文艺汇演，宣传演出，庆祝晚会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对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 的年青人来说，会唱歌跳舞会演奏，几乎是他们自我保护、避免被边缘化的唯一方式，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此成为文艺骨干。确实，我们唱的听的演奏的，都是革命歌曲和革命样板戏，但它好歹是音乐，从纯艺术上说，有些还委实不错。只有在这听惯了激昂的革命歌曲，又在日常的生活中无意，甚至是被迫地培养了音乐素养的这样的一代人中，才有被邓丽君陶醉、震撼的潜能。

查了一下，这正在说的故事是1992年而不是1991年。

那天，就在中国驻法使馆前，我们谈到了如何记念64。邓丽君说她想在巴黎举行一个记念演唱会，我们当然很高兴。她说到时她会和我们用传真联络。一位叫夏云的留学生将他的传真号给了邓丽君。不久，我们有了第一次的约会，好像是在她在巴黎蒙恬路的寓所楼下的咖啡馆。当然是她请客。席间，她谈到了她的两个终身梦想：在巴黎和中国大陆举行 大型演唱会。她所设想的巴黎演唱会，要拍成录像带，不只是在室内，而且要在露天，要用夜间的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等著名的名胜作背景。室内演唱会要邀请所有的巴黎华人，免费。我告诉她，64之后，法国的《当代》杂志和台湾的《联合报》合作购买了一条船，命名为“自由女神号”。这条船89年10月11月开到了中国沿海，企图对大陆广播64真相，结果台湾不给无线电频道，船附近也出现了不明的潜艇，计划流产。我认识了一批懂音像，参入了“自由女神号”电台创建的法国人，他们可以帮忙筹备在巴黎的演唱会。于是，我们又定下了下一次的约会：和我认识的那些专家见面， 并确定演唱会的时间、地点。

在这两个工作约会之间，邓丽君请我们，还有当时在巴黎的严家琪、万润南吃饭，在巴黎八区离香舍丽榭大道不远，她经常光顾的一家中餐馆。这天她十分健谈。特别 是饭后分别前，站在餐馆的门前。我问她当初是怎么开始学唱歌的，她说，上小学时，全班就她一个外省人。老师讨厌国民党和外省人，老爱找借口处罚她，打她的手掌心。她不去上学又不想让家里知道，故经常在上学的时间里跑到野地里一人大声唱歌，就这么唱出了名堂。说到台湾。她说她讨厌李登辉，越来越不喜欢正在“本省化”的台湾，所以很少呆在那里，到处跑。

“你喜欢日本？”我当时不知道她在日本有那么多的崇拜者，只知道她经常在日本演唱，故问她。“怎么会？”她回答，并憋憋嘴说，“就是赚日本人的钱呗。很好赚。”若干年她去世后，一位给她写传记的日本的作家找到我。在我问他为什么写这个传记时，他抬头望着天，叹息邓丽君的美好并告诉我邓丽君在日本的巨大影响， 那个一往情深吓得我没敢将邓丽君的这句话告诉他。邓丽君对日本的这种态度让我印象深刻，不仅是因为这出乎我的预料，而且，说话时小女孩般的刻薄，一下打掉了大明星的傲慢， 还原了一个女人的平常，开始变得可爱了。

“特别喜欢法国吗？”我继续问。“一般。语言也是个问题。”她很简单地回答。在后来与法国的音像技师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看到，她法语不好，谈话少不了翻译。她的回答使我惊讶并突然领悟到，这是个多么孤独的女人！我们以为她处处是家：有成长并功成名就的台湾，有充满爱的日本，有与她趣味融洽的巴黎。可实际上，她和我们一样，是在寻找家园，在四处流浪！

“要不是64，我就去了大陆。”她接 着说，并特别活跃起来。“89年初，中共在香港的人给我做工作，要我去大陆看看，唱歌。我后来答应了。是乔冠华和贺龙的儿子在具体安排。他们说，要是北京人知道我抵达的时间，从机场到天安门，都会聚集欢迎的人群。”这倒不夸张，可能会有几十万人的。“我说。”我知道。“邓丽君又拾起大明星的大牌。”都安排 好了，民运就爆发了。他们开枪了，我怎么回去？我跟他们说了，64不平反，我就不去大陆。“她生气了，说：”哼，都公开发过誓，那些港台唱歌的，梅艳芳他们。可现在有几个人没去大陆？说话不算数！“”我们可以将这次制作的录像带通过香港送到大陆，给你的那些歌迷。里面也可以有64的镜头。"我提议。“对， 我就是这样想的。送成千上万，我出钱。64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真叫人心都碎了。”灯光下，邓丽君泪光闪闪，为她大陆梦的破碎，尤其为64。后来，在白天看 得更清楚，一谈到64，她就热泪盈眶。

过了几天还是几周，已记不得了。总之，不久我，夏云，还有两名法国影像技师，与邓丽君在巴黎最著名 的大会堂( Palais de Congré ) 门前见面，然后看了看了这可容纳三千来人的会场，她还算满意，但提出舞台乃至于会场的所有地毯要更新，灯光要重新设计。我去管理处打听了费用，一场晚会的 租金是近十万法郎。法国技师提出，如果要在巴黎名胜前拍高质量的演唱的录像，至少要两至三部电影摄像机工作一周。我们当时就粗略地计算了所有可能的费用， 大概是7、80万法郎。我向邓丽君提出，我们可以请华商赞助，特别是台湾的联合报，它当时对中国事务最热心。为你的演唱会募捐，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没想到 邓丽君的派头超大，她说，不，费用不是问题，我不要和联合报合作，他们总是想利用我。不要和任何企业、媒体合作。费用全由我个人出，也不要收门票！

看到邓丽君的大大咧咧，我犯愁了，想到了她的经纪人。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一笔巨资。我知道历史上的国王、公主要行善办大事，却因庭臣不愿、消极怠工而流产 的，比比皆是。往往是主人有多热情、慷慨，管家就有多冷漠、吝啬。她愿意出钱出力，可没有好处，作为商人的经纪人愿意吗？经纪人没有最低限度的热情，又没 有他人的介入，邓丽君一人能做什么？

果然，这次的演出现场勘查后，几个月没有了邓丽君的消息。

转眼到了1993年春天，我们开始筹备纪念64四周年的活动。一天，夏云告诉 我，邓丽君发来了传真，说她看到了纪念活动的预告，表示要参加今年64的纪念活动，并会在集会上唱歌。大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似乎只有我在那里作沉思状。我当然为终于能近距离地看、听邓丽君演唱而兴奋，但，我也知道，这意味着，她终于是放弃了大型演唱会的计划。而如果按我的设想，按我们大陆的习惯搞群 众运动，让其经纪人休息几天，大家捐款，大家在巴黎参入筹备邓丽君的演唱会，那会是怎样的一个事件！

1993年6月4日下午，埃菲尔铁塔 正对面的人权广场是中国人的天下。邓丽君的黑色奔驰缓缓停下，我认识车，故独自迎了上去。看到广场上的标语和人群，她一下车便泪水盈眶。看到邓丽君，人群 涌了上来，但十分克制，似乎没人挤上来要求握手、签名。她连连拭泪，说对不起，每想到64就要流泪。我和她坐在台阶上寒暄了几句，就让那些为第一次见到邓丽君而激动的朋友们将她护着走到台阶的最高处。邓丽君讲了几句什么我已忘得干干净净，因为她一展开歌喉，我便整个儿震住了：在露天，对着最简陋的扩音器， 她的声音，她的那首《小城故事》，是一样的厚实、甜美！

其实，邓丽君的歌为台海两岸关系的改善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了，邓丽君为什么没能去她魂牵梦萦的中国大陆，没能见她的那些深深爱着她的歌迷。这么多年了，想到这些，仍然是遗憾，为她，也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