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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
并未远离血汗与廉价
一位至为性情的贵州布依族友人，怀揣242元的硬座火车票，带着一脸焦灼迷茫，从厦门站西向而去。别前，与我乃有三局厮杀激烈的Snooker（斯诺克英式台球）。友人用带越南口音的普通话说：“阿波，这三局Snooker，如果今天不打，也许20年后也不见得打得成。”他接下来的目的地，是四川省西昌市的一家偏僻公司，“厦门这边工资太低，累死累活，活不下去了。我先到重庆，转车到成都，如果在成都体检合格，我也许一辈子就耗在西昌了”。当K336次列车启动，送客的拥挤人流一一招手挥别，我再回头看那渐行渐远的友人身影，止不住想到他的未来前途将有几许坎坷，及至想到当代失意青年在当今社会的挣扎、彷徨，追问出路何在，光明何存。
眼下，在以血汗工厂、廉价劳动力盛名的中国大陆，多少80后、90后正在吃着“饿不死却累得慌”的青春饭。他们并不因时代的差异而远离血汗与廉价，相反，在他们渴望自由与财富的同时，对那繁重而机械的工作，正在与日俱增着厌恶与无奈。为了能够赚到房租，吃得起简单的饭菜，为那每月底薪仅几百元的工作，放弃着一切不切实际的想象，甚至逃避着应尽的责任，远离着本该有的快乐。长期超负荷的机械劳动，更致使忧郁、自闭、消沉、麻木，在一双双原本明亮清澈的眼睛里，看见的却多是灰暗、冷漠与自哀自怜。
友人出道甚早，与众多中途辍学的打工仔一样，在广州、昆明、成都、重庆、厦门等城市，务工近十年。如今回望过去，除散落天涯的朋友尚有记忆，刻骨铭心的疲惫尚有感觉，剩下的，就是一事无成，两手空空。这些年，我已不知送别多少这样的朋友，他们曾经豪情万丈，够拼搏、够努力，然而僵化的劳动、植物人流似的两点一线，日日、月月、年年如此，太多的理想已经进入历史，随之而来的是极度的绝望和迫不得已的忍耐。至于兴奋，唯有那每月的工资条，飘到你手中的一刹那。你计算着这1000元左右的工资，又将还谁多少钱、缴多少房租，一旦逛逛商场，你再在灰暗的房间里一张又一张地数着那剩下的元、角、分，你会警觉到，你又将焦虑于怎样艰难地拖过这个月了。
继续关注民工的钱与命
号称经济增长率一直在8%～9%的中国大陆，打工仔、打工妹的工资却一直如此之低。有“鸡蛋互生”之论，如此解释这一问题：工资低就难消费，难消费就难生产，难生产就精于计算生产成本，于是，就让你们这些廉价劳动力继续廉价下去。这一论点，讲出了万千道理之一，却实在无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利润成果正被高官、权贵、富商等特权群体集体瓜分。网上有一篇《中国人工资低的真正原因》认为：中国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垄断利润、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大多数人所分配到的，不过是残羹冷炙，饿不死也阔不了。太多底层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正如一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现今的物价飞涨时代，打工青年们只能节约、节约再节约。每天紧巴巴地计算着买些便宜的色拉油和大米，少吃一点肉和水果，甚至为避免大笔消费，不参与访友式的聚餐请客，不去旅游景点观光购物……凡此种种，都凸显一群与20世纪90年代民工潮爆发时70后民工无甚差异的窘迫状态。大批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如果从1992年左右算起，这历史至今已有17年。这17年来，以青年为主体的打工群体，究竟在境遇上是何变化？是改善了，还是在本质上雷同？这可以检阅出当代中国劳工处境的真相。
17年前的民工潮，有乘火车因为拥挤和躁热而突然疯掉跳窗而死的，有被一群所谓“黑社会”用各种手段在各火车站骗人、抢劫的，有外来民工与本地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有此籍贯群体与彼籍贯群体血腥斗殴的，有派出所一旦发现外来民工闹事就打得你吐黄水的……那时的手机并不流行，不存在互联网，远程信息传递仅仅依赖于座机电话、电报和写信。至于收入，实在有太多的企业使用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金额来支付，扣押身份证、拖欠工资、克扣工资、强行加班、殴打工人的事，实属平常。那是最原始野蛮的资本剥削时期，而面对这一切，劳动部门的敷衍塞责以及警察先入为主、内外有别的歧视，更是常见。
好不容易，历史终于进入到当局高调关注“三农”问题的时期。从农民身份进化到农民工身份的人，他们的诸多困惑、无助与绝望开始大量见诸于报端和电视镜头。农民工的群体事件，大多针对着工资低、拖欠工资、工伤等问题，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视线。20世纪初产生的冷血字眼“跳楼秀”，那时不知令多少人深感震撼！为避免更多人的麻木，跳楼已属一般，干脆直接阻断交通，甚至如阿星、刘长青那样提起刀，向资方报复。更危险的报复也在滋长，那被歧视压迫已久的原本善良的人，竟走上黑道，以一种杀戮的方式告别贫穷，告别胆怯……“民工的钱与命”，曾是我2005年在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的主讲题目，当年一讲就讲了14集，如今这钱与命的问题，一直都在延续，远未结束。
始终严峻的问题：工资低
眼下的民工群体，同样遭遇着工资低、拖欠工资、工伤等问题，虽然不再如以往那样百般忍受或者以死相挟，但是在他们中间实在没有产生大批的维权能手，也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后有一群知识精英去搭建维权联盟。从70后到如今的80后、90后，继续一盘散沙，继续任人宰割，继续在无数血汗工厂日复一日地被当作机械的零件、廉价的劳工。举目望去，这清晨大街上流动的穿着各式厂服的阿仔阿妹，他们还没睡醒就被赶入车间，你看不出他们有令你眼前一亮的任何表情。这，应该是他们的状态吗？
1992年的时代，大学生尚且自感优越，而到了今日，即使是硕士、博士，也是同样尴尬。高文凭，已经不再是找到高薪工作的敲门砖。昨日，一位1986年出生的女工很沮丧地对我说：“其实，我好羡慕那些可以读书的人。你知道吗？其实我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说罢，红着脸，一脸羞愧地低下头。我安慰她：“文凭早已大大贬值。相反，一技之长至少可以谋生，走到哪里都有饭吃。何况，多少学海中振振有词的书呆子，一旦跨出校园门坎，看那川流不息的社会大潮，就必须洗掉以前所学的大部分东西。教育早已严重脱节于社会变革，你这么早就出道挣钱，比那些大学毕业好几年了却仍然衣食成忧的大学生强多了。”
青年们似乎都站到了一条线上，有人说：“起点公正了。”非也。文凭固然无甚实质意义，但是工资太低的问题始终严峻，这个问题摆在大多数人面前。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出口型企业尤遭重创，原本定的工资就低，再这么来个“回马枪”，就更是捅得民工们鲜血淋淋。资方的亏损代价，只可能尽量从下层劳方中得以补偿，一旦发现得不偿失，干脆就大降工资，甚至让你下岗走人。过去在沿海一带有3000元/月待遇的，回到家乡，都竞相去人才市场找那1500/月的工作了，而且竞争还激烈得很。沿海没事做，内地工资低，你纵有再多的工作经验，也无甚“致富”梦想可言。
这打工的生涯，背井离乡，虽说不再如17年前那样人地生疏、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仍然是社会最底层的一级。在这似乎“钱决定一切”的生存规则里，底层的经济地位又必然导致其它各项权利及实现这权利的空间之际严重匮乏。我极为怀疑众多调查中国人“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譬如这庞大的打工群体，究竟有百分之几的幸福率？在我看来，幸福的基础一定是你的生活最起码不至于令你感觉窘迫，窘迫而致卑微，卑微而致沮丧和痛苦，何来幸福？那些一天到晚吹嘘中国经济强大的人，有没有在意过“每天都想睡觉，但每天都希望加班”的就业者，以及那一个个小心翼翼去应聘却被趾高气扬地认定“我看你只能做普工”的失业者？
挣扎于冷酷底层的青年们
新一代的打工青年们愈发感到，拼命努力啊，可拼命努力似乎没有意义。频频就业，频频失业，自己就像一粒尘土，就像一块石头，飘在这里，又滚向那边。他们站在十字路口，望着穿梭的车辆发呆，不知何去何从。头低在水龙头冲出的冰冷水注下，冲刷着自己的空虚与不甘。身体靠在轰隆隆的车间机台旁，耳朵里却什么也听不到……这尚且仅仅是落寞，如果要请假，那么半天就扣你80元，一天就扣你120元，这在许多人眼里极其微薄的人民币，却令他们恐惧，而且愤怒。
口袋无钱的日子，是等微薄工资来换煤气、修电饭煲、买米下锅，是为又将向何人喊“救命”而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是站在高楼上突然就想奋力跳下去一了百了。为了将自己这条“贱命”延续得更久，宁愿接受工厂里那永远都是同一种味道的菜饭，不上馆子，不去菜市场买菜，更不必说到街边就着青岛啤酒吃荤菜烧烤，或者三五成群去高档酒店“享受享受”。在高消费的都市里，一杯茶的价格也可能让他们为难，更不必说有着晶莹水果的西餐，以及弹奏弗列得利克·肖邦的钢琴。无怪乎，这时代“笑贫不笑娼”。
这一大批令你让以想象的青年们，此刻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冷酷底层痛苦挣扎着。他们原本青春的身体，如今却尽是沧桑衰老之气。眼看明天身无分文，恐惧于永无休止的关于金钱、权利、自由全面的斗争，纷纷自我扼杀理想的空间，分裂到极限的极限。感觉这活着的滋味，就是杀人，以及被杀。在多少个不眠之夜，失意的青年们寻找着失败者的安魂曲，在那悲伤的音乐中更加悲伤，在那愤怒的音乐中更加愤怒。或者喝二两二锅头，把自己醉得不醒人事，甚或大吵大闹，狠狠发泄一通，高喊：“杀了我！杀了我！”等第二天从床上爬起，尚不知手上怎会有血迹，身边的人怎会有淤青。
此刻，友人正在奔驰的火车上颠簸着。他何尝知道，他的离去，使得在厦门这边的朋友们何等伤感！这世界原本都是些孤独的人，在底层大多数年轻人的世界里，物质贫乏自是常态，精神承受能力更是单薄得很。他们本就在支离破碎的社会揉打中无助至极，被“生活”这个恐怖的魔鬼狠狠地教训、折磨至精疲力尽，如今本已寒冷的底层，又为着各自的生计聚散无常。人世间，多是可怜人，重感情的人们尤其受不了千里相隔的分离之痛。我因这一生难得的朋友之离，写下底层冷酷状况的真相，发出我难以抑制的控诉，如今心潮起伏，也要去寻觅自己的安魂曲，沉默如谜地呼吸了。
附：盲人歌手周云蓬的良心作品《失业者》
我们活在租来的房子里
我们活在公共汽车里
我们活在蒙着灰尘的书里
我们活在电视的荧光屏里
我们活在电话的号码里
我们活在商店的橱窗里
我们活在制造幸福的车间里
我们活在蜗牛的储蓄盒里
一旦有一天看到了蓝天
我们就成了无助的失业者
一旦有一天嗅到了春天
我们就成了陌生的局外人
我们不属于工人阶级
我们也不是农民兄弟
我们不是公务员老师知识分子
我们不是老板职员中产阶级
因为我们看到过蓝天
我们就成了无助的失业者
因为我们嗅到过春天
我们就成了陌生的局外人
餐厅服务员 每月包吃包住300块钱
仓库保管员 每月包吃包住500块钱
产品推销员 每月包吃包住700块钱
电脑打字员 每月包吃包住800块钱
每个日子都是星期天
每顿饭都是最后的晚餐
每张床都是临时的客栈
幸福总在街角的转弯处
夜晚太明亮
我们睡不着
幸福的人在哭
苦恼的人在笑
请把灯关了
请把灯熄了
请把歌停了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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