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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是非得失与成败悲欢
日期:10/7/2009 来源:网络 作者:杜光

在社会领域,政府在城乡社会保障方面下了很大力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仍然未能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平等趋势,和官民对立的紧张状态。改革开放头十年里已经基本消除的阶级分化、阶级差异,在邓小平时代的第二阶段里又重新出现。由于1989年呼求反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的民主运动遭到镇压,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腐败现象则不可遏止地蔓延开来。于是,九十年代后期就产生了两个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为权贵资产阶级的诞生提供了捷径。有些管理企业的官员和他们的主管部门,利用权力,上下其手,化公为私,骤然暴富;加上八十年代通过倒卖批条、走私贩私而暴发起来,以及占据了国有企业高位的八旗子弟,构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权贵资产阶级。豪强资产阶级的发育则有赖于权贵的庇护,他们官商勾结,瓜分来自老百姓和劳动者的剥削所得。特别是在矿业和房地产等行业里,有些企业主依托掌握实权的贪官污吏和黑社会,呼风唤雨,占地拆房,横行乡里,称霸一方。这两个剥削阶级的产生,使社会出现了极端不平等的现象。

除了这两个阶级外,这个阶段还形成了一个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中产阶级。它是经济发展、社会富裕的产物,也是知识分子介入经济活动的结果。与中产阶级的出现相联系,公民社会也渐趋活跃:公民意识的觉醒,带来了维权运动高涨;民间社团大量涌现,使许多公民有了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舞台;各种形式的志愿者活跃在穷乡僻壤、街头巷尾,济贫解困,缓解着社会不平等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公共知识分子的孕育与成长,更成为社会改革大潮里的一大亮色;他们或是参与维权运动,把运动引上合情合理合法的轨道;或是对国情社情政情发表独立的见解,为改革开放出谋献策,排忧解难;或是向社会提供自己研究的成果,披露历史真相,探讨科学真理,启智发蒙;或是纵论时局,抨击苛政,指点社会发展方向,引领时代风骚。虽然某些当权的既得利益者力图遏止、破坏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长,镇压维权运动、查禁民间社团、打击公共知识分子,但时代的潮流和民众的觉醒是谁也阻止不了的,公民社会的发展虽然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曲折、磨难,但它将不可抗拒地成长在中华大地上,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三)简短的结语

我在上面简要地回顾了建国以来六十年的历史,展现了理论的是非曲直、施政的成败得失、领袖人物的千秋功罪、普通民众的忧喜悲欢。从中不难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两个三十年都是从民主主义发端,却以专制主义收场,这个可悲的历史轮回,既反映了我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也说明了民主主义意识的薄弱与贫乏;不论在朝在野,专制主义的浸染熏陶都远远超过了民主主义的影响。反专制反极权的民主主义革命,还需要经历非常艰巨、非常曲折的道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更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应该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这也是民主革命必须完成的
任务。目前经济市场化面临着垄断经济无法突破的难关,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实际上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说得明确一些,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改革只触及一些皮毛,没有撼动专制主义的基础。究其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没有确立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的目标。

第三,在“四化”的改革目标里,关键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权力的专制性,使它可以不受制约地任意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易财。目前社会的一切不公正、不平等的黑暗现象,都可以归因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所以,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入手,分清党权政权的职能界限,实行党政分开,改变党权凌驾于政权的现状,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和检法两院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

第四,但是,由于官府的极度腐败,仅仅依靠体制内的制约与监督,恐怕很难扭转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因此,还必须开展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开放报禁、实现新闻出版自由为重点,社会体制改革以开放社禁、实现结社集会自由为重点。有了新闻出版自由,就可以建立舆论监督的机制;有了结社集会的自由,也就有了进行社会监督的条件。只有建立和加强体制外的这两重监督,才有可能消除党政机关和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

第五,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后,近三十年来,又积压了大量冤假错案,这些蒙冤者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积怨既深,遂使社会充满了戾气怨气。这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极不协调的。为了推进社会的和谐,化戾气为祥和,变怨愤为欢愉,应该再来一次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动作。

应该承认,要实现前面提出的这些要求,难度是很大的。但这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符合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康庄大道。能够推动社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领袖人物、志士仁人,将会青史留名,流芳百世。建国已经六十年了,我们还要奋斗多少年,才能完成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的民主革命?

2009年9月13日

(此文已在香港《明报月刊》今年第10期上发表,发表时略有删节,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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