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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毛万岁，很滑稽，不去说它；人民万岁，是不是很荒唐呢？很荒唐，荒谬绝伦和庸俗无比。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界定人民定义的权利象征；有自上而下的俯视之角度；乃至所喊之人，必须享有克里斯马，是个人迷信的拥有者。难道不是吗？比如说，我刘某人喊一声，“人民万岁！”你们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疯了——你张三李四，喊一声人民万岁，也会有人说，你神经病了！可是，毛喊一声，大家就觉得他很不疯；且不但不疯，还会让人感动得涕泪横流起来。为什么？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心理暗示：毛=中国人民；他的份量=四万万同胞之总和；所以，国人听见他一喊，就哭了，抑或笑了。这就是哭笑由他的崇皇心理作怪。几千年来，万岁，就是等于人民，人民，就是等于皇帝——中国人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所以，他们都习惯万岁主义当道；因为，他们说，你看，一个是毛万岁，一个是人民万岁，加起来，就是中国万岁；不是很出色的民主主义吗？其实，不是。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和愿意继续万岁者一商。
万岁，喊得喊不得？是一个有待商榷的事情。虽然几千年来国人无万岁，似乎活不下去。远的不说，文革结束，就有四人帮倒台，人民万岁之声又喊了出来。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人民做主”打倒四人，因为他们其实是五人，加上万岁；这样一来，这个万岁一喊，就做了保留。把文革元凶毛给保留了。六四时期，也有人喊人民万岁。但是，人民中一部分，还是跪下来在人民大会堂前面。他们企图使得人民和政权中人一样，放在天平一端，也能高高挑起。他们错了。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滑稽的诉求。至少在民主国家，不是这样提法。在成熟的西方宪政制度里，对于涵义不清的人民概念，一般要来实行界定和厘清。不会出现人民万岁之类泛人民化的提法；泛人民主义的提法之所以不好，不清楚，不成熟，是因为他的内涵空洞，容易被民粹分子和极权主义者利用。这里分成几个层面加以析说——
一个层面是，人民含义往往要实行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国家之内不存在一般性的人民，只能区分成为个个阶级；各个阶级都有权限和义务——相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它同样没有任何优先和僭越之权限可言（相对于其他阶级）——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立法和立论之阶级优先说——现在，中国工人地位，自不待言，不能喊工人万岁了；也自不待言。农民可以喊万岁乎？知识分子可以喊万岁乎？资本家可以喊万岁乎？解放军可以喊万岁乎？都不可以；那么，集合所有这些人这些阶级这些集团，就可以喊万岁乎？其实，也是一种逻辑不通的思维。集合概念本身，就无法确定其本来确切的内涵。所以，除去所谓独裁者愿意喊喊它，人民自己，却不敢喊之，命之，确之。二，人民是一个莫大的空泛概念。人民分子，不容参杂其中，比如，有人说，我是人民一分子，所以，我也万岁；于是，人民笑了——反之，人民万岁，不包含你我他三分子，也就无人民之存在——这是“人民悖论”所在。重复而言，毛可以喊人民万岁，因为，他不是人民，是人民统治者。这个道理难道不清楚吗？
三是，人民权利保障于宪章或者宪法中，是有明确界定的。比如，工人权利是有劳资双方共同规定的，不是你喊一喊工人万岁，就可以解决的——不情愿解决工人问题之资本家，当然，也不可以喊其万岁，那在西方要引出革命的。农民万岁问题，地主万岁问题，以此类推，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宪章要规定个个阶级的合法或者不成文法乃至道德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不是万岁，而是在其（个个）有生之年如何得以保障其人权和财权。四是，西方民主滥觞，就是实行人民选举制度。普选制度造成的结果，不是人民直接执政，而是实行所谓代议制政治。这是政治学的常识。代议制政治除去全民普选这个运动，并非人民永远实行其直接意志，而是由代表执行与操作；人民不能人人执行之。这样，就产生权利代表和精英代表主政的情形和概念。三权分立，也是因不能事事人民操作而被迫实行之制衡制度。五是，这个人民的大概念划分，就是尊重多数，保护少数。希特勒，毛，都是多数人民的意志代表——而这个多数，就像母鸡下蛋一样，其实只是其政权所下之蛋，而已——希特勒时期，少数掌握真理和尊严者，是人民反对对象；就像文革时期，六四时期，反毛者，被看成异端。于是，最为重要的反逻辑结果是，极权主义人民性的出现，其实是对于人民的挟持，洗脑和忽悠；只是可惜，中国人民一听见人民万岁，就产生错觉，以为人民真的万岁了，其实是，中国人民，一岁也不岁。
极权主义哲学的人民性，就是以此空洞，恐惧和胁迫的人民概念，来统领一切，命名一切，镇压一切。从人民会堂，人民政协，人民学校，人民医院到横不能人民鸡鸭，人民白菜，人民糖醋，一切，都是人民；这就是人民一切，一切皆无，一切人民，一切空洞，一无所有的人民论和人民主义。我们很少看见美国，欧洲国家的人民命名现象。因为，他们的领袖不能自己含万岁，也很少喊人民万岁？为什么？因为，这种集合名词带来的集体效应，官僚效应，往往和美国和欧洲政治哲学的语汇格格不入。他们了解的人民革命和卢梭意志（普遍意志），百多年来，一直处于争论不休之中。人民，在他们那里，往往被“人”（PEOPLE）这个名称所替换——也就是民本/民主甚至自由主义，对姑且存在之人民主义之真正诠释；“人”“人”享有天赋权利：就是每个人，个体和个人主义；不是人民集合/集体/空洞主义，享有之——孙文的三民主义之民，很有点西意色调，和“人民”这个专制独裁内涵，区别很大。事情总是这样。如果一个独裁者以人民的名义来对百姓讲话，他的“自然”地位就等于人民，或者高于之。这样一来，人民的真正内涵，就被解构掉了；而民选总统之类，如果要提及人民，首先要确认其选举的合法性；不是在此之前，而是在此之后，他才有资格，言及人民。这是一般性人民过程和人民-领袖合法性过程的确切解读。（虽然这里仍旧存在一个线性思维的链条：上帝——人类——道德（原自上帝律令）——人文主义（结构上帝律令）——政教分立——道德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绝对律令的解构——国家和政权对于宗教的优先地位——人权在国家利益下的挣扎——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博弈——人权团体的非政权性质（带来的缺憾人权和无人权经济贸易）——新世界意义上的新殖民主义和专制极权国家对于本国人民利益和人格尊严的出卖——大世界和小世界人民性的虚妄；等等。）
反之，如果人民本来就是皇帝的子民，其定义中的权限，本空皆无，那么，针对这样的人民，空喊万岁，则强调了这个集合名词的更加严重的空洞化和忽悠化。如果没有任何人可以确解人民在此之含义，他就会针对人民实行空对空的喊叫而全无内涵。这个内涵的空洞，是以一切之人民鸡鸭和人民白菜，为其无足轻重的许诺和预言的——我们重复而言，未来，是主子许给下人（人民）最后的礼物——“他们折磨奴隶的办法，是让他们等待著”（荣格语）；当他们六十年或者二十年许诺蛋糕（政治改革之类），饿死的饿鬼及其后代，难道还要相信未来吗？他们的人民主义难道还会“当家作主”吗？在另外一个方面，人民解读的暗示作用，就是以此大词来等同政权，叫做人民=政权=国家=祖国=等于祖宗，等等。所以，建国初期，投降者和缴械者之所以还是不能逃过劫难，就是因为他们是人民敌人——在此意义上，人民万岁的真实含义，就是毛万岁，就是政权万岁，就是老佛爷万岁，也就是，要杀死一切不是“人民”的人民/敌人/缴械者，地主，资本家，反革命，知识分子等等——这在毛叫做区分人民内部，人民外部之分；这是如何一种野蛮百分比的杀人哲学。于是转了一个圈子，人民万岁，还是=毛万岁=专政万岁。所以，这个人民/毛之同一性原理，就像皇帝新装一样，明确摆在那里。只是很可惜，面对“新装”，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还是一要万岁，二要人民，三要——鬼知道要什么！
于是，人民和历史之走向，同样发生一种悖论。人民，是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于是发生一个“进步论”错觉。人民推动了历史，何以见得？思想史，科技史，政治史，等等，是不是人民推动呢？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课题。自由的历史，就是不自由的历史——其中，人民还是精英，还是异端，还是君主抑或上帝在安排之？这也是未定课题。所以，人民和历史，处在一种交织的不明织体里，呈现含混不清的面貌。简而言之，民主历史，基本上是精英主导的思想运动和人民运动（含军事斗争）；非民主运动，也是一种精英运动，由社会主义分子主导，人民撑起载体，也就是一般而言之革命牺牲。所以，人民何时何地成为历史主宰，很难说。农民起义，是人民做主吗？当然不是，是宋江或者普加乔夫做主。洪秀全和毛是人民分子，但是，其作用本来就是要反对人民。所以，过于夸大人民主体，往往有悖于历史的细节和本真。何以人民走入一种语言系统，主要是马克思系统和社会主义系统有此需求，因为他们以人民代表自居，操作而后镇压之。这个常识无需多言。就连西方民主操作，也带有很多社会主义性质——好在他们制定了对于多数和盲政的制衡机制，才得以不使人民做大。所以，人民万岁，无论从历史，无论从实际，根本就不存在。一般而言，人民是要求偶像崇拜的。这个话题引向东，西方的盲目明星崇拜。我们看不出一个什么歌星或者球员可以拿到几乎和上帝比肩的地位，但是，人们确实就是这样做法；古往今来就是这样做法——不分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他们都要把某某某捧上一个迷信神坛。这就是因为人民，不是崇拜对象。这当然是针对人民万岁的负面效应而言——如果人们将之颠倒过来，说人民最最最，如何如何，也有险恶命名之嫌。因为这也不是事实。
卡尔.波普这样说——
民主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这个词——在语源学上，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下同）
“伯里克利心里很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统治，这种事情不能在。”
“我们从休昔底德的记录中得知，雅典民主其实做出了许多罪恶的决定。他们屠杀了米洛斯岛邦的男人……。”
“自由选举选出来的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案，让希特勒平步青云，成为独裁者，虽然希特勒没有在德国赢得任何一场选举，但是，在兼并奥地利以后，他却赢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
约翰.穆勒则说——
“在民主政体中应该存在一个抵抗民主的核心”。他提倡的做法就是熟练政治家和精英参政，如罗马元老院一类监督机制参政；含义是保护少数（因为“多数中的‘多数’”——一样，也是“少数”（见《代议制政府》））。
在他们的论述中，其前提是民主政制也已建立完毕；从而对代议制政治产生某种人治和法治间性的担忧。从我们这里出发，前提需要更改。这个更改的前提就是——“人民本身应该存在一个抵抗人民的核心”——这就是对于极权主义庇护下所谓“多数人”的抵抗。这个抵抗，从最大意义上反对“人民万岁”这个提法。进一步说明是，如果对于代议制政府出现的担忧是：多数暴政抑或精英独裁，人民政治则完全反向驱动；其利用多数，利用人民；既摧残多数，也腐化精英。于是，问题的提法是，在“人民万岁”这样的概念驱使下，人民本身的阶级，阶层，团体和派系（如果说有此派系的话）等等分野，全部消失。人民，变成一堆泥，一堆肉，一部机器，其属性在万岁之呼声下尽数消解。所以，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定义，正好是人民反对人民的变形纪。这个说法，见诸很多极权主义研究者言。所以，当民主政制学家担心民主之多数危害的时候，极权主义寡头则偏偏最为醉心于此，原因正在这里。固然，在此政权的性质分疏上，人民定义还是有所变化的。（八十年代的人民和今天的人民，多有区别；其内涵就是，八十年代的人民，似乎走向人民属性的积极含义——就像四十年代的人民，似乎“共同纲领”了，土地私有化了，民族资本家剥削有理了——；而如今，这个积极变成了消极；但是，历史的逻辑告知，八十年代的人民，他们和四十年代没有不同。那个历史的逻辑，其实，是一个假判断。其内涵就是制定前提，不是为了推导和发展，而是为了取消之，毁灭之。所以，今天，六十岁的时候，人们就连这样一个所谓自发性，也被悉数取缔了。其实，所有这些自发和不自发，实质完全雷同。）
所以，建立“人民反对核心”和建立“民主反对核心”，正是体现民主化和人民性的最好方式。用历史上通俗的例证析说就是：当文革，权庆，阅兵和火炬（纳粹）游行形成红色或者火色海洋的时候，人民反抗人民的前提就已形成。所有参与之的人民，正好是人民灵魂猥亵和肉体机械化辱没的结果。他们正好是人民异化人民的结果——为什么要对这些人民喊万岁呢？——原因同样十分简单——因为这些走上广场的人民，其分量等于0；等于0之意味何在，就是凸现了独裁者的无穷大意义。在另外一个层面，极权时代少数人的自由倾向，往往是并不对等于人民多数的一种异议力量，他们确实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因为人民暴政之稳定性需要，将其逮捕或者囚禁在家里，等等。这是万岁声里最为险恶的指向和内涵所在。所以，我们才对万岁/人民/多数，提出异见。这也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所描述的，人民在场等于退场的变形纪。退场，是一个悲哀，却是一个事实。也就是通常所谓，只要一个人不自由，所有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当我们看到一部分人自由行进（其实也是不自由的），另外一部分人被阻止和被驱赶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多数人的尊严丧失殆尽——他们岂止不是万岁，就是一秒钟也不许存在于（某条）街道上。这是一种多数人的耻辱。这不是民主，甚至不是民粹，这是岂有此理。只可惜，六十年来，国人一直在保护这种岂有此理，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这个人民内涵等于0；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被上百亿上千亿自己的钱包裹起来的形象，十分丑陋，十分尴尬，十分空洞；因为，他们不是他们，只是一种祭品和牺牲。
这难道不是非常悲哀，非常不人民，不自由之举动，之失落，之耻辱吗！
（《自由圣火》）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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