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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
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英籍华人科学家高锟因对光纤技术的原创性贡献，而获二○○九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杨振宁先生在庆祝会上说：“高锟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是香港中文大学、全香港乃至所有华人都非常高兴的事情。”
光纤信号传输技术不仅为网络通讯，而且还为医用内窥镜技术奠定了基础，今天无论是电话网络，还是诊病求医，高锟先生的发明无处不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他颁奖，实际是世界人民对高锟的感激，因此也就远远超越了杨振宁指出的高锟得奖之于华人社会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意义。
诺贝尔奖分物理、化学、医学、和平、文学、经济六类，从一九○一年以来，全世界已经有几百人获得这个人类公认的最高奖赏。但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的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高行健、崔琦、朱棣文、高锟等八人，这之于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来说，贡献未免太小了，而今年高锟金榜题名，总算还为中国人争得了一点面子。
身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杨振宁对新华社记者说：“很多年来很多人再三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本土上还没有出现过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我一直回答说，这是因为时机不成熟。做最有贡献的科技研究工作需要有很多条件。资金是重要的一个，中国正在高速地追赶上去。另一个条件是，需要有传统，……我觉得在二十年内，中国本土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
杨振宁向来讲话的宗旨是要使中国政府高兴，他也知道有中国血统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得奖时统统持有外国国籍，而且除法文翻译出身的高行健外，其余统统是在西方得到博士学位、在西方从事研究工作而有成就的学者。因此杨振宁不止一次讲，未来二十年内一定会有本土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不惜从高等教育说起，二○○六年他说：“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
那年国内有一篇评论说：“（杨振宁）为我国的高教体制叫好，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因为住着清华的别墅，在现有体制下安享晚年，就屁股决定了脑袋……我们并不需要为现有高教体制大唱赞歌的‘喜鹊’──有教育部大言不惭就足够了──我们缺少的恰是对着现有体制不留情面、鸹噪不已的‘乌鸦’……作为德高望重的大师级人物，杨振宁最有资格做这样一只‘乌鸦’。因此，杨振宁先生，收拾起你的‘喜鹊音’吧，我们需要你的‘乌鸦嘴’”。
杨振宁是极具天份的学者，一九四六年他从昆明来到纽约，到处寻找费米，最后在芝加哥大学课堂里见到这位天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十年后，他就与李政道分享了当年诺贝尔物理奖，事后他曾经总结自己的成功原因，大概是说自己在物理学最好的时代，得到了最好的课题和最好的导师。杨振宁没有提到为什么费米也来到美国？美国又为什么能让敌国意大利的科学家参与原子弹的研究？事实上，只有在制度优越人才荟萃的美国，他才能遇到费米，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杨振宁知道为自己牟利的最好的办法，是用美国功名来为中国共产党当一只“喜鹊”，高锟得奖又为“喜鹊”制造了一次鹊跃的机会，至于二十年后中国究竟是不是洪水滔天？八十七岁的杨振宁是管不了的了。
二○○九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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