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二十八岁的农民工张海超，因怀疑在工厂得了“尘肺病”，长年奔波于郑州、北京多家医院反复求证。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给出了一份他身体健康的报告。他不相信此报告，百般无奈之下，断然做出“开胸验肺”之举，终于得出自己患了尘肺病三期的诊断结果。在一个被谎言重重包裹的帝国里面，就连获得关于自己身体的真相，居然也难于上青天。

由于媒体的报道和舆论的压力，政府终于介入查处和协调，张海超获得了公司的六十多万元的赔偿，并进入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接受尘肺病治疗。日前，新华社以“开胸验肺者感谢祖国”为题作了后续报道，张海超对记者单纯刚说：“如果不是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像我和工友们就不会有今天。所以我们感恩这个时代，感谢我们的祖国。”

读到这样的报道，我想，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到如此无耻的记者、如此无耻的媒体和如此无耻的祖国了。正是这个祖国过于伟大了，所以如同蝼蚁一般的小民只能通过开胸验肺的自残之举，来表明自己肺部的“不清白”。这原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诊断过程，张海超的路却走得很长、很累、很苦。如今，由于利益的纠结，中国的医院和医生已经沦为权势集团的帮凶，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农民工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千千万万的张海超们忍辱负重，回家默默等待死亡的降临；而张海超发出了“匹夫之怒”，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以死抗争：打开胸腔可不是打一个喷嚏那样简单。单纯刚记者，你愿意亲身尝试一下吗？

张海超绝处逢生，说几句“感谢祖国”之类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条件反射”地说出来的套话，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新华社的记者居然将其采写成一篇新闻报道，作为一个验证中共六十年统治之“伟大、光荣、正确”的花边新闻，就可谓天良丧尽。人的自由、权利与尊严高于国家，因为国家是为人民而设的。国家不是让人民来感恩戴德、顶礼膜拜的，而是应当为人民服务的。一旦国家得服务不好，人民当然有权批判之，而不应当无条件地去爱它，正如学者许倬云所说：“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人类社会跟个别人是真实，而其他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

一个迫使民众开胸验肺的祖国，到底有多么伟大呢？张海超当了一辈子的哑子，总算开口说了一句话，却又成为无良记者笔下的“金玉良言”。学者王亚南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在这个故事当中，谁是哑子，谁是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