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少江
今天上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这位有“中国导弹之父”之称的科学家与其他经历相似的科学家们一道，为中国的现代国防科技奠定了基石。正因为如此，他不仅得到了中国政府给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规格生活待遇，同时也得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敬仰。对现代中国而言，钱学森远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他更是一个现像，是他那一代的中国科学家复杂经历的一个缩影。
回顾老一代中国科学家的经历，最具讽刺意义的一个现像是，他们中间最著名的那些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所培养起来的。他们大多出生于被共产党所仇视的富有的家庭，来被共产党后来所推翻的“旧中国”里受到最好的精英教育；随后又大多到共产党的头号敌人—美国的世界一流的学府师从于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再后来甚至留在美国参与了当时位于世界前沿的科研工作。而所有的这些经历所产生的最后成就则为“旧中国”和“美帝国主义”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所利用。
钱学森是一个科学天才。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研究顶峰时期是在美国度过的。三十五岁便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三十七岁便发表了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经典文献的关于核火箭推进技术的论文；他同时也成为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技术实验室的负责人，并参与了美国空军火箭研制的核心工作。
但是，正当他的研究事业蓬勃发展之际，当时的美国政府，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极其愚蠢地拒绝了钱学森的美国公民申请，剥夺他继续从事研究的权利，并最终将其驱逐出美国。假若不是由于这些，钱学森对世界科学或许有更大的贡献。
当钱学森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四十四岁。作为科学家，他一生中最具创造性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从科学研究角度看，回到中国后的钱学森甚至连重复其在美国的研究都无可能，更遑论新的科学发现了。他对于中国的功用在于，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将其在美国学习和参与研究的火箭技术引进中国，从而大大缩短了中国和世界军事装备技术之间的差距。这一点，正是在困难中的中国共产党所亟需的。对于其人生轨迹的这个身不由己的急转弯，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的真实内心感受我们无法得知。但是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钱学森至死也没有原谅迫使他实现这一转变的美国政府。
回到中国后的钱学森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他为人们所病诟的并不是他的科学成就，而是他的人格。尤其是他在一九五八年分别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
这位科学家在文章中论证了粮食亩产四万斤以及蔬菜亩产一百六十万斤的潜力。毛泽东曾经对他的秘书李锐说过，他对钱学森文章的信任是使得他“误信”当时盛行中国的“浮夸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场“浮夸风”最后则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死亡。
正因为如此，知情者认为钱学森欠中国人民一个道歉。其实，这对钱学森而言实在是求全责备。从钱学森回国到他发表文章支持“伟大领袖”的大跃进运动不过三年左右的时间。而在这三年里中国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尤其是那场几乎将所有“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反右运动”，一定将钱学森这位在“旧中国”和“美帝国主义”中间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科学家惊得目瞪口呆。在我看来，他所写的那些文章如果不是由于党的领导精心“劝导”的产物，便是这位科学家“自保”的手段。更何况，他说的是未来科学发展的潜力，并非说当时的现实。可怜见的，一个科学家必须用这种“春秋之笔”来求得自保和良心的平衡，实在不易。
当然，对老一代中国科学家而言，钱学森的的一生所展现的远非他们人生故事的全部。他所代表的只是那些能为共产党所利用，又能在政治上藏锋不露的科学家们的故事。这一部分科学家们，既由于他们的真才实学为共产党所需要；又由于他们能够委屈求全以自保，因而得以有善终。至于绝大多数的同时代的中国科学家其他知识分子，则远没有钱学森们那么运气。以钱学森的聪敏，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这一点一定是十分清楚的。幸乎钱学森，悲乎钱学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