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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钕裤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是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护。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都有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式的。如小布殊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但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殊或家族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能不让子弟当官、经商。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否则，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经济改革了，公权力没有改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入市场。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如果球场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很不幸，现实发展和我的期待相反，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高干子弟在权力市场广占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这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二十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元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不公平问题。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因为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作“权贵资本主义”。
印尼苏哈托权贵资本主义样板
一九九八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导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一千二百四十七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二十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它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许多经济领域，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到很多外国投资公司。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清盘，就要涉及大批小股民的利益。反腐败难度很大。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因此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其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一九六六年的七十美元增加到一九九六年的一千一百六十美元。但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式游戏。
权力与金钱强势结盟二例
时间又过去了十年，中国改革进入了第三十个年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更加强化，更加扩张。在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大量国有财富。他们左右着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他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改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务车改革难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三百五十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三千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三分之一用于公务，三分之一被官员家庭私用，三分之一被司机私用。一九九八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二○○五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五百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六千多亿元。而二○○五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六千一百零四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七百六十一亿元，国防费用为一千八百一十七亿元。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九六年政府硬性规定，到九八年七月一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一九九八年以后，按每平米一千四百八十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六千元左右）。二○○七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一万五千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四千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司局级、副部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却被官员吃掉。
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藉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在威权政治下，他们走不出这个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杨继绳：新华社资深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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