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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朔这样的“文化英雄”在消解“伪价值”时连“价值”本身也消解（即将洗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时，中国进入了“既然没有上帝，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无信仰状态。政治上没有参与权，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因为没有信仰导致的茫然和毫无罪恶感，这一切都让中国人一心一意、心安理得地去追求最大的物欲，别无他求。如果这一切要是在公正和法治的框架内还好一点，可实际并不是这样。小时代的根本标志之一，就是我们进入了平庸政治。北大法学院的教授王锡锌有个比喻，他说：“现有的体制就像一个人，他的性格是非常拘谨的，不是害羞。拘谨的人也有可能是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强有力的，装作很蛮横的。用一种比较拘谨的态度来看稳定，一出什么事就可能影响稳定。而亨廷顿认为‘稳定’是社会变迁和制度变迁之间要成比例。如果一方面社会在变，另外一方面国家的各种管理制度也在变，只要管理制度的改革能够跟上社会改革的速度，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换句话说，维持稳定的最重要的技术其实是变革。”我们一次次期待变革，然而我们一次次失望。我们生活的这个小时代倒是自我复制的，正如郭敬明笔下的《小时代》分第一季和第N季。你费了半天劲看《小时代1.0折纸时代》，看到最后，才得知这居然只是第一季，那么请问还需要出多少季？不要忘记郭敬明说过：“请不要放弃我，请看我漂亮的坚持。”
这样看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生在一个“小时代”里而感到悲哀了。并不然。小时代里有一个希望，因为这个时代一反常态，出现了大人物，这个大人物，不是英雄，不是圣人，不是领袖，不是舵手，而是一个个经由网络获得了表达权，并且一旦拥有这种权利，就开始学会越来越好地实施它的普通中国公民。
我一直认为，90年代以降的中国互联网，在精神上与理想主义的80年代存在着血脉相连的关系。我们知道，在暗夜里最先睁开眼睛的总是诗人。晚清时，龚自珍那句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充当了一个沮丧民族的心声出口。中国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十年，我们对北岛的“我不相信”、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都耳熟能详。顾城的这首诗的名字不是别的，正是叫做《一代人》。
今天很少有人还记得，1986年，在深圳曾经有过一场现代诗大展。发起者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徐敬亚。1986年7月5日，徐敬亚以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50多封邀请信。在这封手写的信中，徐敬亚用极富鼓动性的语言说：“要求公众和社会给予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地道尽了互联网精神？诗人杨黎曾经感慨，当时的中国有太多限制了，诗展的推出，让大家“在这一瞬间都自由了”，有了“说话的权力”。王朔说，在 “全被当成笑话全被消费期”，“文学强迫自己冒充一股社会势力的现象被终结了”。诗歌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让我们真正有了“说话的权力”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互联网。
倡导中国文艺复兴的刘军宁先生，把非常大的希望寄托在互联网上：“我以为，中国的希望，都在于曾经沉默数千年的大多数不再沉默。由于有了互联网，有了博客，长年被迫沉默、昏睡的人们，开始在网上争辩着、表述着、呐喊着、呼唤着、参与着、推动着！如果一个人的声音不够大，大家就一起写、一起喊、一起画、一起唱、一起播。这不正是博客、播客、访客们个人的自我发现，个人意识的自我觉醒吗？这不就是文艺复兴吗？”
纵观中国互联网十几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体评价：中国的网民是全世界最有公共精神的。对于这种公共精神，其实，我们的执政党也已经发现并意识到它的可贵，否则，十七大报告不会提出“四权”，也即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正是这种公共精神，在我们这个“小时代”催生了层出不穷的“大人物”。他们可能还是要被迫“开胸”或是“断指”，但即便这样也不能阻挡他们喊出一句话：“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而互联网将成为他们的天然盟友，正如郝劲松律师对上海法官“你要听话哦”的威胁的著名回答：“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在24小时内通过互联网将传遍全世界！”也正如成都警察的著名一问：“谁看见了？”谁看见了？艾未未说：我看见了，我直播了，因此全世界也看见了。再后来，警方给艾未未助手打电话，让他们不要炒作，全世界又听见了。还能回到全世界又看不见又听不见的时代吗？不可能了！
微动力
说到艾未未，我必须在此引用他的一句话：“我觉得每个人承担责任，可能是这个社会将来变化的一个最基本的可能。如果没有这种可能，这个社会不会发生变化。”
每个人承担责任，不是别的，就是微动力。微，就是每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在上面称之为“大人物”的人。动力，指的不是别的，而是说，不论言语有前条万条，改变世界的其实还是行动。
微，也可以指日常化的微观政治。政治可以分为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宏观政治是结构性的，微观政治是日常化的。匈牙利作家康诺德1982年写过一本书叫做《反政治》，其中包含了许多被后来的人们追踪的议题。哈维尔经常用的概念有“反政治的政治”和“无权者的权力”、“公民的首创精神”等。既然极权的权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它全面扑灭来自生活的任何自发性和自主性，是对于广大丰富的生活领域的全面攻击和扼杀，那么，从生活的任何一个面向、起点、领域开始，都可能造成对于极权制度的抵制和反抗。哈维尔的翻译者崔卫平老师认为，“反政治的政治”不去追逐政治权力，不制定一种纲领反对另外一种纲领，不试图以政治手段（更替领导人乃至改朝换代）解决问题。相反，“反政治”提倡在日常生活的领域中随时随地展开工作。其实，这也说的就是如何从身边的治理做起。所以，在以上我说到的互联网激发的中国民众的公共精神之中，我们必须大力强调“公民的首创精神”，即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微动力。
微动力为什么重要？在过去，少数几个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大众没有更多的关心，大众则不明白这些痴迷者为什么不能闭嘴。而今天，有高度积极性的那些人应致力于降低行动的门槛，让那些只介意一点的人能参与一点，而所有的努力汇总起来则将十分有力。比如，一封小小的明信片，也能汇成强大的呐喊。
还需十分强调的是，微动力的精神实质，就是冉云飞先生屡次申明的“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容我引用朱学勤先生《让人为难的罗素》中的一段话对此加以说明：“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竿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長期渐进的坚韧精神。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軍，却无一日不拱‘卒’。”
提到朱学勤先生，让我想起上一次见到他时，他在为一件事情而苦恼。他说，我们集体经历的是一个“无名时代”，我们丧失了自我命名的能力。历史上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新时代无法获得自己的命名权，要挣脱旧时代的束缚才能获得命名。
无法命名的时代，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是一种尴尬，一种耻辱。我们不再能够用“改革”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了，历史上没有长达三十年甚至六十年的改革。“你们的命名能力哪里去了？”如果将来，我们面对我们的子孙如此尖锐的提问，我们会无以应对。学勤先生说，自己思考的结果，还是称为“社会转型”，比较中性。在转型时期，新的肌理的肉芽在艰难地成长，而大片腐肉在脱落。
其实，学勤先生忘记了，我们的近代史上，曾经也遭遇过类似的尴尬，而有一位大学者，已经提出过一个命名，他就是梁启超。任公于20世纪的第一年（1901 年）所发表的文章《过渡时代论》，明白无误地刻划出那个时代的不新不旧之处：“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
这个 “过渡时代”的提法，我觉得完全可以拿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如任公所说：“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其在过渡以前，止于此岸，动机未发，其永静性何时始改，所难料也；其在过渡以后，达于彼岸，踌躇满志，其有余勇可贾与否，亦难料也。惟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矞皇。”
任公发出了“美哉过渡时代乎！”的赞叹，但又指出了过渡时代的危险，以及过渡时代之人物与其必要之德性。他说：“时势造英雄耶，英雄造时势耶？时势英雄，递相为因，递相为果耶？吾辈虽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求英雄，英雄之种类不一，而惟以适于时代之用为贵。……抑又闻之，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故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我把它修改一下：网络一经掌握群众，就变成物质的力量。愿网络成就越来越多芸芸平等之英雄！祝网志年会越来越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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