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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
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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