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人民民主，它规定：“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必须有渠道经常地顺畅地反映上来，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因而需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为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它还规定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这是中共建政后唯一一份志在削弱过于集中的共产党权力的政治方案。它对党内保守势力的触动是不言而喻的。“六四”屠城后，江泽民接管最高权力，秉承保守势力的迫压，将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所有趋向开明和进步的政改措施统统丢弃，一概复旧。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因为党内政治上的保守势力是它的主流。
社会上热衷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不少。从中共当权派代言人主张的“党主立宪”方案，到主张只能“碎步前迸”民主改革方案，到主张撤销政法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的政改方案，到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等等，他们组成民间改革派，向当权派的政改趋向施以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压力。这些不同的主张是社会利益和社会意识多元化的反映。各种主张的亮相异彩纷呈，说明民主转型道路迄今未能摸到较为明朗的趋向。于是，自说自话，各自敲锣打鼓吹喇叭，外加毛派起劲地鼓噪“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这样的合唱显示大陆中国的政治理念是一团纷繁杂乱的合声。
民间流传一种说法：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仔细思索，这种智慧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学者刘军宁欣赏这一民间智慧的先见之明，他指出：“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既注定要改，又注定无法完成”，改革不过是“不死不活的、具有象征性的行为艺术”。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前30年是‘改革’的话，未来中国的关键词就是‘改制’。”（刘军宁：《三十年改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学者吴国光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终结。”具体地说，经济改革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画了句号，政治改革则在尚未出生前就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血腥的葬礼。“中国改革的资源已经耗尽，其支撑力量已经分化，其动力已经衰竭。”“中国已经进入‘后改革时代’。”吴教授有几句意味隽永的话值得人们反复咀嚼：“改革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将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转型或还原为共产主义在这块土地上出发时的中国。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也好，是官员腐败高压政治也好，是道德崩溃伦理败坏也好，其与改革前中国的距离都大大超过了与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的距离。”“历史在今天中国的重新开端，似乎并不比在上个世纪更为容易。”（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
（2009.11.6）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