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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庸
当权派、毛派、改革派是目前中国大陆的3种政治势力，认识他们各自的特点便于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大陆政局。3派势力相互纠缠又相互抗衡，显示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所呈现的复杂关系，认识这些复杂关系便于了解中国大陆政局的特色。
（一）当权派：以胡锦涛为首的掌握党政军权力的派别，实权派
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接班，是由于不放心江泽民能否忠实于邓，能否将邓的脉络传递下去，由此造成江对胡锦涛的忌恨，引起江对胡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当权派的双峰政治。江霸占中央军委主席职位，在军队中培植自己势力；在胡的中常委班子中塞进倾向于江的人，使中常委权力分散；在上海独霸一方，坐看陈良宇扰乱国务院工作；在四川地震灾害中干扰军队救灾部署，影响救灾工作进展。最近，江在重要场合频频亮相，意在表明双峰政治的存在，显示他的权力不容否认。这给外界一种联想，推测江可能仿效邓小平迫使赵紫阳中央承认他的太上皇地位那样，也迫使胡锦涛中央承认他具有特殊指导作用。但他无力废黜胡的一把手地位，胡则在步步退让中等待江的生命终结。
胡锦涛维持自己权力不倒，靠的是：容忍腐败曼延和发展，换取官吏为之维持社会秩序；允许诸侯结成地方特殊权势，换取他们拱卫中央朝廷；听任中常委委员各把一摊，在相当程度上自行其是；大规模独占和抢劫稀有的自然资源，予以低价倾销或高价转让，同时，狠命剥削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由此积累巨量财富供权力者首先是供中央作为自己统治的经济支柱。这些措施无疑使诸多矛盾得到调和，全国呈现一片和谐与繁荣的表象。不过，这些矛盾不会停滞于调和状态，它们之间的对立和争斗会愈益明朗和激化，最终将导致矛盾的破裂――听任腐败发展的结果是亡党；听任地方权势坐大的结果是取代中央；听任中常委权力分散的结果是党的分裂。只要冲突的因素不断蓄积，超过饱和程度，继续增加的量变会突然转化为质变，旧有的权力结构会顿时坍塌，这是必然的趋势。它表明，胡锦涛对矛盾采取调和的妥协政策是不稳定的，他面对的是不断动摇其权力基础的力量。
还有3年胡锦涛即应卸任。江泽民是他在位时摆脱不了的权力威胁者与进攻者。当然，胡也有防守，即力争躲过江对其权力的侵犯。江之攻与胡之守是未来3年江、胡斗法的突出形式。斗法的重点是中共十八大的权力分配，中常委班子中谁的人占优势，将决定谁的势力主宰2012年以后中国大陆的走向以及江、胡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事关重大，两人均不会轻易让步。看来，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仍是最大的可能，只要江不变卦。3年后习任总书记，有可能兼任国家主席，总理的职位就会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假如胡坚持由李克强任总理，江必然阻挠，因此，需要有相应的权力向江转让作为交换条件。胡锦涛可以用来交换的、对江有足够吸引力的，就是放弃循邓、江之例于十八大后出任一定时期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力，由此可能换取江对李克强出任总理的支持。否则，总理一职的归属也由江指定，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又悬而未定，胡会无周旋余地。从基本形势推断，围绕十八大权力分配，胡锦涛不管如何应对都难于占据上峰，除非发生突如其来的变乱，某种实力乘乱夺取最高权力，打乱了旧有格局，那时会有重新出牌的可能。
其实，江泽民并无多大实力，并非不可摇撼。他造孽太多，欠债累累，只要揭出一两件就足以让“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江之所以仍然赖在权力前台招摇撞骗，关键在于胡锦涛乃懦弱无能之辈，处处退缩，含污纳垢，隐忍求安。诸侯因此坐观待变，不动声色，只管自己搂足、坐大，外加准备若干护照，随时溜之乎也。这种态势显示了中共的衰败和没落。这个党能否摆脱衰败，能否振作起来？现在还看不出这种可能，起码到十八大时没有这种希望。
（二）毛派：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派别，在野派
毛派曾是当权派，即毛在位时依附他、崇拜他、听他指使、为他效劳的掌权者。刘少奇、邓小平是当时高层标准的毛派。毛与其左右、骨干分裂主要在“文革”时期。当时，毛教唆大批流氓（造反派）、无知青年（红卫兵）揪斗党政当权者，以摧毁其生命及家庭的惩罚力度，审查这些当权者对毛的服膺状况。这是发动“文革”的中心目的：普遍过滤党政掌权者对毛的忠诚与背叛状况，不惜让党的各级组织瘫痪。这是一场对毛的权力系统的惨绝人寰的炼狱之灾。为毛出生入死取得天下的功臣、下属，只有少数认识到毛的凶残用心，逐渐脱离了毛的思想笼罩，多数只是把这场灾祸看作“反修访修”的必要，认为毛的伟大“旷世罕见”，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治世法宝”。这个“多数”就是今天仍在积极活跃的在野毛派。
这些“老党员”、“老革命”崇拜毛泽东思想的突出表现是怀念“文革”，认为“文革”是毛“最有创造性的贡献”，他们还试图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对那场险些让他们自己家破人亡的专制暴政毫无自醒，竟然痴迷到准备再来一次，怎样理解这种奇特现象呢？中国有过千余年皇权统治历史，在社会意识领域留有深刻的专制文化形态；中国曾长期处于“半封建社会”阶段，接受西方文明的扩散甚为薄弱，暴力文化有着深厚的滋养土壤。社会群体本身就会自发地生长粗浅的专制文化与民间的暴力文化，在此基础上必然孕育出毛泽东的专制政治与暴力政治的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即使没有毛，也会有其他人冒出来鼓吹专制理论与暴力理论。这是东方社会落后于时代的民主与和平潮流的表现。毛派就是这种对专制暴政依恋不舍的时代落伍者。
这些“老党员”、“老革命”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情结不易解脱。他们心目中，“社会主义”生产的理想形态是国有化和公社化。工商业国有化，由于“全民所有”是虚拟的，使经营缺乏严格的利益机制，因而投入与产出倒置成为必然，亏损成为国家无法承担的重负。农牧渔业的公社化，实际上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自主权与生活自由权，劳动者成了供驱使的奴仆，生产自然缺乏增长的动力，农牧渔民生活贫困是必然的。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对广大群众产生丝毫魅力，也不可能持久存在下去。然而，毛派执著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往往拼凑一些材料证明这样的国有化与公社化不可动摇，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们极力攻击对旧有经济体制的革新，要求在城市“把私有化了财产全盘收归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整个翻回到毛时代还有超越。毛派成为在经济上为毛招魂者。
毛派对毛泽东专制暴政的迷信、对毛氏“社会主义”的迷信，循由不同途径折射到社会底层，在头脑闭塞的百姓中产生影响，这些群众以他们的理解水平托出对毛氏的崇拜。例如，2000年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孔令辉的脚扭伤，恐难取胜，中国奥运代表团秘书长吴寿章将自己的毛像章戴在孔令辉胸前，让他时刻想念毛的教导，孔果然咬牙战胜瓦尔德内尔，于是争传毛的神灵显圣。又如，韶山市售卖毛像摊位前均摆设跪垫、功德箱、护身符、香炉，购买者虔心跪拜、焚香、祷念、供奉“功德”，然后领走毛像和护身符。再如，“文革”时，山西吕梁山区某县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一代表上台表态：忠不忠，看行动！俺大队贫下中农3天内改姓毛！回村宣布，众哗然，他就反复说明“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结果两个小队同意改姓，各户分别称“毛一”、“毛二”、“毛三”等，村外女孩嫁到该村则改姓江。前后折腾，历时7载。毛泽东在这些群众中成为图腾，成为教主。这样的迷信，其实与毛派那些长篇大论表白对毛忠贞不贰的迷信并无根本区别。群众的迷信是毛派活动的社会思想基础，毛派的迷信是群众愚昧在政治思维上的升华，它们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暴政的意识形态。
应当看到，毛派的存在也有其现实的积极意义。这些老人下野后有条件听到民间反映，对民生疾苦有所了解。他们对当权派“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寡廉鲜耻，腐朽透顶”的揭露，有助于推动社会对这些肮脏现象的反思。他们对“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定性，有助于推动人们对当前社会性质的判断。在这方面，毛派对当权派的挑战，使当局不能不有所怵惕，不得不向毛派有所表示。胡锦涛执政后的理论基调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避开“毛泽东思想”，而在毛冥诞110周年时突然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国庆60周年天安门前的游行方队则出现“毛泽东思想万岁”的醒目标语，不能认为这与毛派的牵制作用没有关系。胡以这些左倾表现向毛派投递求和信号，正如在另一场合，他会指示对异见人士取宽松政策以取悦右派。他一直靠这种左右摇摆的策略维持自己权力的平衡。
还应看到，毛派正在诞生新的一代。新生代接触世界共运信息，了解各国共党变化，眼界较原生代毛派宽阔。新生代不再拘泥旧的、丧失生命力的教条，力图给共产制度注入具有活力的因素。有名王士吉者，因崇毛改称毛继东，是一位新生毛派。他的动作是：向中共十七大建议创立《党内争鸣》专刊，要求“在党内争鸣报刊上，党员对党的一切问题，包括对党章确定的党纲、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等，都有充分的讨论权”，还要求“允许建立党内公开派别组织，可以召开本派别会议”，“党内派别组织或党员可以分离出去另外组建新工人党”。显然，毛派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必然要向当权派争取党内批评权与派别活动权，这两项权利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通行的原则。毛继东以这种合理合法形式向当权派要权，目的在于实施毛派战略设想：推行“毛泽东主义”，这个主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为此，要在“毛泽东主义”指导下，彻底改造中共，或者建立新党。这是毛派向当权派提出的新挑战，与当权派展开的新纠缠。毛继东早在1998年5月就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自任总书记，并筹划“组建全国统一的马列毛主义的左派革命组织，全面领导反邓反修反复辟，重新夺回无产阶级政权，重建共产党”，结果被当局判处3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年。刑满后，他继续从事毛派活动，要求中共十七大邀请他为代表，在全会作与胡锦涛政治报告唱对台戏的副报告，然后由代表们评议。看来，毛继东确实给毛派吹进一点新风。但是，既然他的目的在于复活毛泽东在“文革”中闹腾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一套，未来的发展不会兆示新生代毛派的倒行逆施会有什么前途。
当权派的力量是组织化、实力强，毛派力量是分散化、实力弱，这是当权派不会屈服于毛派的基本依据。当权派在它的有生时期，迫于全国进步力量的压力，不会允许毛派的复旧主张得逞，这是可以肯定的。毛派，不管是原生代还是新生代，都是没有前途的政治势力。
（三）改革派：主张体制改革的派别，维新派
毛泽东将中国大陆拖至绝境，毛后的当权派与民间强烈要求改变旧规，寻求新制。这是除毛派外朝野一致呼声，从此被称为“改革”的年代。当权派与社会群体共同突破旧体制，焕发新生机。农户获得土地使用权并实行包产到户制，个体工商业和私人资本得以复苏，这些改革对生产是有力刺激，对旧体制是重大突破。中共执政60年，如果用前30年与后30年对比，可以看到改革毛体制引发的巨大变化。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巨大隐患。当权派主持体制改革有很大局限性，他们在改革中维护和扩大自身权益的举措往往与民众权益对立乃至与民众发生严重冲突。他们将改革局限于一党专制的统治下，拒绝在政治改革方面作出原则性让步。他们还借改革之名放任权力阶层大肆劫掠物质资源，迅速暴富，乃至大富特富巨富，成为亿万财产拥有者，工农多数则挣扎于贫困境地，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这样的改革使社会对立程度迅速加剧，社会群体的反抗愈益严重。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决定认为，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严重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决定指出，为消除这种弊端，必须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应该说，这种机制的转换是不容易的。1990年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是，1／3左右盈利，1／3左右虚盈实亏，3／1左右亏损。为了扭转严重亏损状况，为了落实使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决定，国务院于1992年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规定企业在国家政策指导和约束下享有14种自主权，包括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与劳务定价权、进出口权，直到拒绝摊派权，对企业盈亏规定了具体的奖惩措施。贯彻这一条例，必然要求对企业主管部门（代表全民资产所有权的政府）的管理机制和机构设置作相应调整才能配套。恰恰在这方面，遇到政府有关部门既得利益的抵制，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机制和机构设置纹丝未动，因而使这个设计得十分具体和详细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措施最终付诸东流。改革是社会权益的调整，这里碰到的是庞大的政权自身权益的缩减，引起它的抵制是必然的。此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实际管理还是在如何收取税金和利润的层面旋转，企业严重亏损状况依然得不到缓解，即使朱镕基发誓3年使国企扭亏增盈也无济于事。因此，中共当权派分别于1995年和1999年决定“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将大型国企合并为垄断性企业集团，形成垄断资本，坐吃垄断利润，将中小型国企放生，任其自找活路。这样，国企亏损问题得到化解，中共当权派成为垄断资本所有者，充盈的垄断利润使其腰杆挺直，垄断资本集团成了中共当权派运转权力的经济依托。既是官僚的又是垄断的资本集团对一般私有资本的压轧，对工农的剥削，造成社会的严重分裂。这就是中国大陆目前的现实。
建构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中共执政的一个教条，一场梦魇。他们不懂“全民所有”的虚拟性，不懂“全民所有者”的非现实性。全民所有制实际是无人所有制，所有者空缺。中共决定由它的政权代表“全民所有者”，但是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有关国企的决策无法确认就是全民利益的体现。那些全民所有者代表（政府官员）的认知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他们作出的关于国企的决策被实践证实为荒唐到令人愤慨的难道还少吗？他们没有能力代表全民，更没有资格代表全民。这些企业在他们手中成了民脂民膏的漏斗，成了以权寻租的黑屋。进一步的分析还会了解，“全民所有制”依以建立的经济前提，即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业已达到必须普遍地、广泛地以“全民所有制”经济形态加以适应的那种经济需求，从未出现过。所谓“全民所有”，不过是一个经济悖论，一项共产主义空想。它在历史上造成的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扭曲，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世间足够的警示。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飞跃也是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品经济相区别，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提出的新范畴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3年中共中央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专项决定，要求“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对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提出6方面当兴当革之处；2003年中共中央又专门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决定，阐明完善这一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对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作出进一步提示。由此可以看到当局促使经济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它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道路。权力在握者由此逐渐失去产品经济时代操控经济的种种特权，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罢歇，而是利用市场发育的机会，找到寻租之路。比如，在价格放开的过程中实行过一段价格双轨制：国家定价与市场价形成价差；国家银行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形成利差，国家规定的汇率与市场汇率形成汇差。显然，官员手中的国家产品、国家贷款和享受国家汇率的批准权成为众人的追逐对象，这些权力也就有了由价差、利差、汇差为最高限的价格，即权力的租金。学者匡算，1988年上述3项差额约为3569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约30％。如此巨额利益诱使党政军机构纷纷组织公司从事倒买倒卖活动，获取暴利。最显眼的是邓朴方依靠特权开办的康华公司，直属国务院，国家投资1亿元，由原冶金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原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韩伯平任总裁，原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任常务副总裁，康华所有任职人员均为中共退休干部和高干子弟，官方背景十分突显，而且，规模不断扩大，总公司下设二级公司58个，三级公司113个，多数从事倒买倒卖活动，1988年倒卖生产资料获取非法收入331万元，逃汇套汇550万美元，还有偷税漏税等等。这就是官僚买办资本的一个雏形，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循此途径形成。
当权派主持的经济改革有其双重性：一方面不得不顺应形势需要和社会愿望而冲破统制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作有限度的进步，另方面权势者利用转型空间大搞权钱勾结，构造官僚垄断资本，并高价收买知识者，形成权力、经济、意识相扭结的统治集团。市场经济本是普世概念，并没有意识形态的价值区别，中共当权派将市场经济标以“社会主义”头衔，证明他们开辟的市场是以“权力”为主导，以“党的领导”为中枢，表明价值规律在这样的市场中将被扭曲变形，因此，市场的进步性是有限度的。同时，当权派的权力意识的党性原则非常强烈，时刻不忘在改革过程中扩张自己的权益，劫取其他社会阶层的权益，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霸权行径在改革中是十分突出的。
政治体制改革遇到强大阻力。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说明，改革在作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方面可以有相当的宽松度，而在政治体制的松动方面则必须以作为基本点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为界限，简言之，政治体制的原则性更改是没有可能的。当然，邓小平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甚至说改革能否成功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不明底细的，对邓在政治上的毛派立场看不清楚的，被他这些话鼓惑，沉醉于政治体制变革的梦想中。其实，邓的政改底线在1986年即已宣布，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邓选3卷177页）坚持党的领导但要“善于领导”说明原有政治体制的核心不能动摇，“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进一步说明十分有限的目的。照这样的框架去改革，只能使中共的专制统治更加巩固，与社会的民主要求丝毫无涉。所以，政改的巨大阻力首先源于邓小平。
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按照邓小平的党要“善于领导”的设想，拟就政治体制改革总方案，突出了削弱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内容，颇有新意。这个总方案体现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关于党政分开，它规定：“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的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党委“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政府各部门党组“逐步撤销”，基层党组织属地化。关于党内民主，它规定：“近期，应当把差额选举的范围首先扩大到各级党代会代表，基层党组织委员、书记，地方各级党委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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