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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吴国光
左起戈扬、刘宾雁、王若水、吴国光（1989年4月于旧金山）
一．金山阳光
看到《动向》今年二月号封二的那张照片，我心头一紧。照片上的四个人，除了后死的我，其他三位前辈，都在过去几年里先后谢世了。他们都死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张照片，忘记了是谁拍的，可能是诗人邵燕祥先生吧？照片上的他们，各自的风采，相当充分地展现出来：智慧、沉静的王若水，挺拔、凛然的刘宾雁，青春、洒脱的戈扬。二十年前，尽管已经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可是，他们还那样年轻、纯真、朝气蓬勃。背景是加利福尼亚四月的春色，红房白墙，绿草蓝天，一撒无余的透明阳光。
我记得很清楚，这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底，整整二十年前。我们来到夏伟（Orville Shell）和刘白方夫妇这座位于旧金山湾区之北远郊伯利纳斯（Bolinas）的农庄时，大家都正在为《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那杀气腾腾的腔调所震惊和焦急。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宾雁（我叫他‘刘老师’）拨通了北京方励之教授家中的电话。大家围聚在电话机旁，座机中传出方励之的略微尖高的声音，说今天北京在大游行。那就是著名的‘四二七’大游行。它表明，学生与民众，没有被邓小平所定下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调子所吓倒，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的呼声还在持续高涨。
这样，接下来几天的我们的会议，氛围就不至于太凝重了。所以，我们有闲心在晚饭时谈论牛肉的质量，那是夏伟农庄上自己喂养的肉牛的产品。也有逸致在饭后到海边走走——这栋农庄就在海边，穿过草地，迈过一道由粗大原木横卧而成的膝盖那么高的边界线，就是沙滩了。沙滩外，是浩瀚的太平洋，落日正在故国那端放出最后的金辉。气温随后就降了下来，刘老师便提议回房间聊天了。当然也会拍一些照片。这就是其中的一张，不知道伟国是从哪里把它找来的。
我那个时候刚到美国两个月，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小山城博尔德（Boulder）进修英文，为秋季到哈佛大学参加尼曼学人的项目做准备。宾雁正在做这一年的尼曼学人，他推荐我来旧金山参加这个会。会议的内容，现在都不大记得了。约略记得我讲了中国政治的‘流氓’特质，好像刘老师并不怎么赞成我的这个看法。倒是从台湾远道而来的柏杨先生，很热情地与我讨论这个话题。那次，很多海外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见。陈映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杜维明的新儒家，都是第一次当面领教。曾慧燕作为记者的敬业，卡玛（Carma Hinton)那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地道、流畅的中国话，也第一次见识到了。来自国内的朋友，也有一些以前我不熟悉的，比如学者梁从诫、诗人北岛。陈凯歌是和洪晃一起来的。
王老师（就是王若水）是我的老上司；戈扬老太太，在北京的时候就熟。那次旧金山会议之后，我们三个人还一道专程去游览了斯坦福大学校园。正在伯克莱加州大学读书的我的老同学范元，开车带我们去的；他现在在北京为美联社工作。我现在还存有几张那天在校园里拍的照片，包括与两位前辈的合影。在罗丹的雕塑‘地狱之门’前，我们沉沉徘徊，久久凝望，迟迟没有离去。
二．智者若水
在这三位长者中，王若水最年轻，但却离去的最早。二零零二年初，刚过七十五周岁不久，这位不为中国那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新英格兰凛冽的冬季中去世。
他们三位当中，王老师是我最先认识的一位。这个认识的场面，有点儿小小的戏剧性。那个时候，我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硕士。这个系办在人民日报社，我们就住在报社的院内。我和从东北、西南等不同地方来的其他三位同学同住一个房间。尽管大家性格差别很大，但作为同是所谓‘七七级’的一代人，思想非常接近，相互很谈得来。我们谈康德和黑格尔，谈斯特林堡和乔治奥威尔，谈刚刚解冻的徐志摩，也谈新马克思主义及其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王若水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因此非常亲切，也很受尊重。他当时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很入我们的耳。尤其是他介绍了’异化‘的概念，我们马上就被其中所蕴含的批判力度和抽象深度所迷住了。那个时候，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属于三、五个领导人之一，不过也和大家一样每顿在食堂排队打饭。我们很快就知道了，那个个子不高、长相清秀、风度儒雅、神情略显忧郁的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王若水。我们注意到，他在窗口打了饭之后，常常是独自在一个角落的桌边用餐，然后就洗洗碗走了。那一天的晚饭时间，在他就座之后，我们就都端了饭碗围到他的桌边。一位同学问道：’您是王若水吧？‘这样没有任何客气的开场白之后，话题很快就进入了哲学。记得我们有人对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这种革新尝试提出了质疑，王若水一定是细致阐述他的看法的。晚饭吃完了，王老师与我们一起来到我们宿舍，这场讨论进行到相当晚的时间。初生牛犊们，就这样和平易的王若水认识了。
读硕士的三年，我的读书工程之一，就是通读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五十卷，每卷大约七、八十万字，做了一摞摞的卡片。有同学要我一句话说说感想，我答道：‘每一卷就是一块厚砖，叠成通向断头台的阶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越读马克思，越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越认定所谓新中国其实是一个充满剥削与压迫的社会。我在下乡和工厂的时候，已经从感性上认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却给人理性地分析和批判这种社会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怎么可能为这个专制的党所容忍呢？前路只有一条，走上断头台。在这条道路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当然是王若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钻研，导致了本来仕途上前景明亮的王若水在政治上的悲剧。然而，真理是不屈服的，智慧是不在意仕途的，政治悲剧可以是人生高歌。有过王若水，才可以说，中国人并没有辜负作为人类思想家的马克思。
风雨很快就来临了。一九八三年秋天，’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开始，这就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人道主义成为头号批判对象，王若水在劫难逃。我还记得那天的场面，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中国的所谓’理论沙皇‘，来到报社，宣布撤销社长胡绩伟、副总编辑王若水的职务。我正在报社评论部实习，也参加了全编辑部的员工大会。会议是在编辑部大楼顶层的会议室举行的，会场并不大。会议开始的时候，胡乔木还特意招呼，要王若水坐到前面来。听说过胡的假惺惺，那天算是当面见识过了。
王老师是在我们评论部的党支部过‘组织生活‘的。那年年底，照例评选’优秀党员‘，我们支部评出的是王若水。后来好像是报社党委害怕反而因此惹出无谓的不快，这个评选结果就无疾而终了。那个年代的人心，刚刚从毛时代醒来，还没有被别的什么东西糊住，大家的眼光还很清楚。
在他一代知识者之中，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少见的睿智、深思、优雅、忧郁的人。那一代人喜欢以’乐观‘而自豪，我不了解王老师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能够看到的，却只是他的忧深思远。从那一代人，乃至后来几代人，这个民族往往不吝粗俗，以土匪流氓气质为上品，王若水绝对与此格格不入。记得有一次，我拿自己的一篇文章到他办公室去，他看了，用铅笔细细地圈出一个白字，一边说，应该是什么什么偏旁的那个字，一边在页边写下来。那给我一个极大的震撼。即使远溯到中学时代，我都不记得自己写过什么错别字。可是，偏偏这一次，有这个问题。不过，这并不是我感到震撼的原因。我所震撼的，是他的细心与温文、严谨与平顺。我也不是因为王若水是名人而仍然具备这种品质而有特别的感触。事实上，我常常觉得，这八个字，是这个民族所极度缺少的品质。但是，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是具备这些东西的。只是，这个民族似乎并不喜欢自己的真正优秀的分子，反而愿意崇拜土匪、流氓和暴发户。
在后来与王老师的相处中，我不止一次重新为他的这种品质所感动。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四月的那次会后，我们应邀到加州多米尼克学院参加一次面对公众的研讨。会议语言是英文，配有翻译。某位听众发问之后，翻译刚要开腔，王老师轻声说：‘我听懂了‘。他于是开始回答。这个场景很平常，可是留给我极深的印象，因为王若水当时的声调和表情，那是似乎蕴涵了一点儿对翻译的抱歉在内的那种声调和表情。我当时就想，面对权势而一身傲骨的人，往往是最不傲慢的；而那些傲慢无礼、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常常一见到权势就跪下了。
加利福尼亚四月的会议之后，王老师马上回北京了。接下来的肃杀，众所周知；其中的诸色人等，也再次验证了我在多米尼克学院会场中的无声感想。大约是四年之后吧，王若水应邀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这个时候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劫后重逢，一言难尽。记得我是在纽约戈扬先生的住处见到王老师和夫人冯媛，然后开车把他们带来普林斯顿。当天晚上是在刘宾雁老师家吃的晚饭。饭桌上的谈话，把我们沉重的心魂带回了故国。
最后一次见到王老师，是在二零零零年冬天的香港。他到香港大学来参加法国学者白夏（Jean-Philippe Beja）所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他本来就清瘦，这次明显见出憔悴。我于是问候他的身体。他用英文说：癌症。还是那样平静的语气和温文的声调。对于这样一个爱智慧者，生命的这一切磨难，似乎都是可以安详以对的。是的，我在小标题中所用的‘智者’，不是一般的意思，而是‘爱智慧者’的略语。哲学家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人生态度。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王若水是最好地体现了这种人生态度的知识者之一。那态度，就像他的名字所示，像水一样，柔和而有力，清澈却深邃，涵天接地，源远流长，没有丝毫的躁气，融一川冬雪夏雨……
三．中国良心
刘宾雁则像是一座山，伟岸、峭拔、雄浑、严峻。‘刘宾雁’这个名字，在毛后时代的中国，是这样响亮并受人尊敬，我只消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那是七十年代最后一年的秋冬时节，我作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和同学一起来到山东《大众日报》烟台记者站实习。站里带我的老师，是一位甚有思考深度的高产记者，对社会现实很了解。我那几个月经常跟着他到工厂跑采访，相处稍长，大家互相了解了，说话每每可以开诚布公。有一天，说到官员的腐败、民众的投告无门，他说：我看只有刘宾雁当总理，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这句话，我印象极深，以至于几年之后我第一次见到刘宾雁的时候，特意借提问的机会向他转述。那时候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而刘宾雁则作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在这个系兼任研究生导师，常到系里来讲课。那个时候的研究生们，思想很活跃；我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有点儿像西方记者要求政府领导人阐述施政方针的味道。不过，令我失望的是，刘宾雁王顾左右而言他，并没有回答我的‘如果您当总理会怎么解决中国的腐败现象’的问题。要到几年之后，在了解并认识到了中国政治在毛后时代依然风波险恶，我才能理解刘宾雁那时面对这种提问的尴尬和苦衷。
也就是在这风波险恶之中，我才第一次与刘老师相识。那是一九八七年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高峰之中，胡耀邦下了台，刘宾雁被开除中共党籍，一霎时北京黑云压城。然而，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据宾雁后来在书中所述，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纷纷来看他。我也属于那并不相识而在这时来到刘宾雁家中的人之一。记得那天晚上我是和王兆军先生一起去的。我那时人还是人民日报的，但实际上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参加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住在西城的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里，晚饭后为此特意赶回东郊的报社大院。王兆军是我的老乡，更是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与我亦师亦友的关系非比寻常。他也是一九七七年文革后首次高考离开家乡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八十年代中期，他在文学创作上丰收连连；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是刘宾雁作序的，所以和宾雁已经熟识。我虽然在《人民日报》和刘宾雁共事已经好几年了，但报社有上千号员工，刘宾雁又是前辈、名人，我从来没有当面和他说过话（学生时代的那次提问固是‘当面’，但却算不得日常意义上的‘说话’）。那天晚上，我当年对刘宾雁不敢面对我那幼稚问题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我看到的刘宾雁，在狂风恶浪中依然从容、豪迈，在在关心的是他手中成千上百的读者来信和信中所述的种种冤屈。这些信，堆满了他的书桌，与满房间的中外文书籍一起，无声地展示着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记者的胸怀和精神。
这次认识，恢复了我大学时代就景仰的刘宾雁的‘中国良心’形象。还记得那个冬夜，在北大图书馆二楼西北角的期刊阅览室，打开新到的《人民文学》，一口气读完《人妖之间》，那种沉重而又昂奋的心情。沉重，是因为文中所展示的社会现实；昂奋，是因为正在就读新闻专业的我看到了记者的笔如何象刀锋一样，可以剖析现实、医治社会。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刘宾雁并不十全十美。可是，在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被打入黑暗的谷底的时候，他心里并没有忘记那些本来可以得到自己帮助的无助民众。这样的汉子，不正配得上‘中国良心’这样的人民桂冠吗？
不知不觉中，就在此后的岁月中和刘老师变得很熟悉了。一九八九年二月底，我来到美国，第一封信就写给了当时正在哈佛大学作尼曼学人的刘老师。我那时住在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栋不小的学生宿舍楼中，房间里没有电话，而我要好几周之后才弄清怎么使用走廊里的投币电话，并攒起足够的硬币投进去。刘老师给我打电话来，从政治形势谈到生活细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喜欢和刚刚从国内出来的人讨论形势，了解情况；他也是这样一个人，总愿意把生活中那怕一点一滴的经验也与人分享，随时准备帮助别人。
和刘老师这样的讨论，他给我的这样的帮助，在此后的几年里，一直都伴随着我。特别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宾雁时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他和朱洪老师的家，带给了我多少亲情的煦风和智慧的星光？！宾雁关心人是体贴入微的，他会告诉你怎么多多使用烤箱，也曾经给单身的我介绍女朋友。但是，与宾雁相处，受惠最多处一定是精神和智慧。宾雁是一个阅读面极广的人，而且有很高的外文阅读能力，包括英文和俄文。记得我的大学时代，读到署名‘刘宾雁’翻译的外国哲学资料，曾经有那份惊喜，也让我早就知道刘老师有那样的思维功底支撑他的文学写作。在普林斯顿，他常常问起我读书的情况，并要我向他推荐一些学术著作；特别是在苏联垮台的历史巨变之后，他孜孜以求地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我为了课程和学位，不免读得多而快，因此并未深思。可是，到了刘老师手中，他的阅读和感想就充满了人生的沧桑和哲思的厚重。这种落差有时造成了交流的障碍，我至今还时时为此愧悔。比如说，有一次，宾雁从我手里借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这是英文世界里最好的政治学期刊之一。那一期是个专号，是我上‘比较政治’课的授课老师、现任牛津大学讲座教授的南希波密欧（Nancy Bermeo）编辑的，专门探讨东欧剧变的原因与进程。宾雁对其中一篇文章提出的观点很欣赏，与我讨论，我却匆匆带过了。许多年之后，当我重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宾雁思考的深度。此后，每当我写作引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心头就浮起对宾雁的歉疚和敬佩；他在刊物的页边用细细的铅笔写下的简单评语，更让我时时回味与宾雁相处的时光。
人生何幸，曾经和这样的巨人这样相处。更让我愧悔的是，在宾雁的晚年，由于我远在香港，还有幼子的拖累，没有去寻找机会多和他交流。在人际交往上，我是一个惰性十足的人。可是，对刘老师，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惰性，我应该努力克服自己的惰性。二零零五年冬，噩耗传来，宾雁仙去了。面对一个没有了良心的中国，除了无尽的泪水，除了深不见底的悲哀，我还有什么呢？
四．走向那边
记忆中，我并不曾称呼戈扬为‘老师’。一九一六年出生的她，比刘宾雁、王若水还要大上约莫十岁，比我这后辈更是年长四十多岁。怎么不叫她‘老师’呢？这不是很奇怪吗？‘老师’是个尊称呀。可是，谁能说我们不尊敬戈扬？背后，人人都称她‘老太太’——用这三个字，就是为了显示对她的尊敬。
其实，她最不‘老太太’。
已经忘了最初是怎么认识戈扬的，反正是在她主编《新观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写点儿杂文，好处是可以对现实来点儿讽刺、挖苦。经常投稿到《新观察》去，但很长时间里并不认识那里的编辑——至今我也不知道当年是哪位编辑采用了我的那些杂文投稿。喜欢讽刺挖苦地作文批评现实，也该算是当年的‘愤青’吧？可是，一不小心，甚至哪怕你时时小心，那就要惹来政治上的麻烦。记得一九八七年春天里的某个下午，在中央政改办的阅览室里，几位原来正在静静阅读文件的同事忽然哗然。原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绝密参考文件里，选编了一些所谓‘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本人的名字跟在一篇杂文后赫然列在其中。这样的人，居然还参加中央的政策研究和制定？有人马上拿了这份文件去见政改办第一召集人鲍彤。据说，鲍彤看完那篇‘当选’的杂文，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放，一字一句地说：‘我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来人赧然。到了晚饭时刻，大家都聚到一起了，我也在座。鲍彤说：‘国光写了篇文章，要“解放嘴巴”，我看很好’。同事们严肃片刻，然后就訇然放松说笑起来。‘国光你说嘴巴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怎么把接吻给忘了？’‘哈哈！’
这篇题为《解放嘴巴》的短文，就是发在戈扬主编的《新观察》上；在这篇文章进入政治另册的时候，象鲍彤一样，戈扬也支持作者。应该是在那之后不久，我第一次应邀参加《新观察》对部分作者的宴请，沾了点儿嘴巴的光。很可能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第一次认识老太太的。
然后就和老太太颇有来往和合作。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两个共同主持一次座谈会，纪念戊戌变法九十周年。李锐、黎澍、于浩成、李洪林、毕朔望、苏双碧、周修强、邵燕祥、戴晴、马立诚、吴稼祥、张义德、张伟国，很多老老少少的朋友，都来了。李锐还当场提议与会者联名倡议，要在北京菜市口为‘六君子’立碑。为什么我也参加主持会议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些还算年轻的朋友搞了一套‘中国病’丛书，这个座谈会是《新观察》杂志和这套丛书共同召开的。老太太非要拉年轻人一起主持，一点儿论资排辈的概念都没有。
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在加州再见，戈扬是刚刚从北京飞过来的。我们知道，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后，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官方追悼会的戈扬，眼看大会堂外学生们请愿要求对话但却被军警阻隔，写下了题为《这边和那边》的一首诗。诗曰：‘一片土地分成两边，中间隔着暴力的墙。这边是冷漠的冰山，那边是真情的海洋。耀邦的尸体在这边，耀邦的灵魂在那边。我们都是来自那边，没有那边哪有这边。’我记得，在伯利纳斯，老太太朗诵过这首诗。这是这样朴素的一首小诗，却也是这样深刻的一篇宣言。和胡耀邦一样，戈扬的人，那个时候，也在‘这边’，即官方的一边，但她的灵魂和心属于‘那边’，即民众的一遍。可贵的是，经过了六、七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置身于中共高层的政治文化精英圈子里四、五十年，老太太却清晰而坚定地记得，她自己‘来自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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