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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最近上海政府因钓鱼执法，造成的人身伤害、社会困扰、道德陷阱等违法背德的行为，颇受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亦遭致民众的强烈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一个政府用黑社会手段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诱使民众犯罪，早为陈独秀等先贤大加批评。上海地方政府的“钓鱼”做法并非他们的独创，更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其来有自，虽然这丝毫不能减轻他们应负之罪责。但探讨这种“钓鱼”式诱民犯罪的历史和渊源，对于我们认知钓鱼式执法的罪恶是很大的帮助。
上海钓鱼事件已将钓鱼执法的利益追逐展露无遗。出租车、公交车营运的垄断，使得此一领域根本没有充分的竞争，从而给该行业的管理者和承运公司造就了大量的寻租空间。也就是说，乘客、出租车司机乃至黑车司机，共同给官商勾结带来了丰厚的利益。饶是如此，官方也不愿意放开出租、公交等领域，让其充分竞争，令民众和整个社会因此获益。因为方便了民众，靠官商勾结贪利的那些人便无油水可捞，让他们千方百计地维护钓鱼执法所带来的不当利益。这里面既有编外人员增加带来的财政支出困境，也有官商勾结给各部门和官员们所昭示的自利前景。介于历史因袭和现实利益的共同作用，可以毫不隐晦地说，在制度没有改进的情况下，“钓鱼执法”是不可能得到真正遏止的。
一：文化上的“钓鱼”传统
中国人为何崇尚阴谋，至今仍然迷醉在三十六计、长短经、勾距之术中难以自拔，且还自鸣得意呢？那是因为我们认同阴谋背后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曾经在前现代社会亦即丛林社会，发挥着重要的实际作用。资源的有限性、信息的遮蔽性、竞争的残酷性，使得整个社会，无论从政府机构、官员到民众，都以欺骗相尚，崇尚阴谋，把掌控和垄断信息视为要务。而这种做法，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政府没有诚信、阴阳谋通玩，民众自然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民互不信任，民众亦难以诚相待，典型地反证了中国离真正现代文明的社会还很遥远。
价值内核不讲究诚信，只把诚信当成约束他人的原则，在别人讲诚信后去占便宜，这就是许多自命聪明的国人之常态。庄子说，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王朔说：他们教育我们做好人，是为了方便他们做坏人！没有法律制度做保障，道德就会变成一种不折不扣的表演，诚信有时甚至变成一种玩阴谋的伪装，披上坑蒙拐骗的外衣。在一个充满阴谋的国家，人人都在谈道德，乃至道德至上，占领道德制高点成了政府、政客以及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常用手段。当道德成为一种表演，虚伪和玩阴谋便成为一种必然的生活常态。
信息不对称是人类社会永远都存在的，但我们的制度和文化鼓励大家去利用信息不对称占便宜，大家不仅安之若素，且自以为得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样的文化内核与专制制度屏蔽真相，愚弄民众，互为表里，人为地制造信息不对称。阴谋勾距之术的泛滥，使得公权力不遗余力地制造信息不对称，增加扯皮成本，从而使得社会经济总量和生活质量低下。换言之，人为地制造信息不对称，以此玩阴谋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我认为这是与“李约瑟难题”同样深刻地制约中国社会几千年发展的一个重要症结之所在。
告之别人以不实信息，乐观他人栽进泥坑，以阴谋作为玩弄欺骗的手段，这就是一种浸淫已久的“钓鱼”传统。不妨直说，我是不喜好中国的阴谋传统的，阴谋乃至“钓鱼”除了在特定场合，如军事、间谍等方面可以没有道德负担地利用外，不应该运用到社会制度的基本运营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对大家都是一种挥之难去的伤害。
二：人治上的“钓鱼”常态
一个专制极权十分漫长的国家，无论从制度文化，还是日常规范中，都体现出强烈的人治传统。一出君权神授（皇帝乃上天之子）、万民臣服的古老把戏，神形俱备，代代相传。背后既有武力的高压，又有无尽的愚弄，同时还有对真相等信息的强大封锁。为了自身利益和探索真相，在一个以屏蔽真相为要务，视真相为禁脔的制度下，其危险是不言而喻的，有时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说真话，进谏言，得建立在个人心胸大度，有雅量的言论管道传统上，其不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便有不少不识时务的人被“钓”。御史之类的言官自不必说有可能身首异处，就是贵为宰相，因言事而被惩处的也不在少数。像魏征那样说了很多忤逆触须的话，还能存活下来的，可谓百不得一。魏征算是侥幸得很，即便如此，他也受到过唐太宗“会须杀死田舍翁”的诅咒。如果不是有几分幸运的话，死无葬身之地也许就是他的归宿。
人治是专制制度的常态与核心，皇帝是万能的，不会犯错的。即便犯了错，承认错也是为了证明其皇恩浩荡，而不是对错误背后所蕴含的运营机制有什么反省与纠正。如此一来，皇帝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大部分皇帝都装出清明听得进不同意见的样子，同时还设御史之类的言官，来展现其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幸运的人总是少数，吃罪乃至丢掉性命的人总是多数。
五七年反右的阴谋与阳谋之争，至今未有定论，但说五七年反右是毛泽东著名的一个“钓鱼运动”，绝不是信口雌黄。毛泽东在得鼎之前，当然要装出礼贤下士的样子，得鼎后霸气十足，生杀予夺大权尽在手中，惨死其治下的怨鬼冤魂何其多也。像梁漱溟这样曾经被他待为上宾的人，毛泽东也恨得牙痒痒，多有羞辱，只差毙命而已。经过几年的思想改造、肉体消灭，一九五七年本已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但他用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雅量”式话语，让那些早已被高压恐吓得不敢说话的人，也放弃了警觉，因此大提意见，从而深陷阴谋之中而万劫不复。其实提不提意见，官方要整治你已是既定的方针，“莫须有”于他来讲都是多此一举，于是有些人哪怕是临时出差或者上厕所缺席，也无所逃于天地间地“荣膺”右派大帽，田壮壮拍摄的《蓝风筝》就很形象地揭橥了此点。
古语谓，伴君如伴虎，就是说你不应且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比主子更聪明，当然也不能太蠢，要有很高深的猜谜功夫，就像如今许多官员善体上峰心意，仰其鼻息一样。我们常说为人凶猛而心计毒辣的领袖是“雄猜之主”，你要活下来必须要有极高的射覆功夫，但再高妙，很多时候也只是谈言微中，所以被雄猜之主“钓鱼”而丢命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常承诺某事“不秋后算账”，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凡是他们说某事多少年不变的时候，你只要运用逻辑一思考，那就表明它十有八九都会变的，因为这些看上去像样子的承诺，其实就是他们最常用的“钓鱼”方式罢了。
三：制度上的“钓鱼”设计
经常有人对民主自由的制度说三道四，可谓良有以也。民主自由的制度，就是保证人们对包括这一制度在内的任何人事都有说三道四，而不受诬枉之惩罚的权利的。英谚有云：与其说民主是最好的制度，不如说它是最不坏的制度。因为在制度运营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民主自由的制度其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有真正的制衡和纠错机制。
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在自我管理过程逐步演化、摸索出来的一套比较适合自己的制度运营机制，这制度犯错相对较少，而纠正相对比较容易。再简单地说，民主自由的制度，就是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是一种仿生学意义上的制度演化。因为生物相生相克，有其自己演化出来的一条生物链，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可以例外。兽王老虎有克星，总统也应该有制约，这就是人类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如果总统没有制约，任其胡来，其权力欲望和害人之心必然膨胀到无约可制。当他不按规矩出牌，但手中却拥有军队掌握强权的时候，对于那些反对者，他当然可以毫不客气地镇压。但镇压可以压制一时，却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于是采取告密、盯梢、构陷、钓鱼等管理方式，来实行特务和恐怖统治，使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把恐惧当成自己的日常状态，因则放弃自己的利益与尊严。
四九年后的制度设计，从表面上看全是仿西式做法，从“人民共和国”到宪法写上保障言论出版自由，颇能障西方人的眼目，行欺国人之实。宪法从来没有否认过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官方为了不让你游行示威，便专门制定一部“游行示威法”来对公民的权利进行违宪限制。宪法从来没有否认过言论自由，但当你批评政府，主张自己合法权利的时候，官方便会用“颠覆国家政权”来将投进大牢之中。要言之，“人民共和国”的美名和宪法的装饰性，成了愚弄民众、惩治民众的“钓鱼”利器。这种制度上的“钓鱼”设计，名实不副、名实相违的情形，遍布我们整个权利领域，从而使你处于进退维谷的陷阱之中。你如果不去维权，政府说我们有法律，请你依法维权；你如果真去维权，法院便会违法枉判，甚至会说你“颠覆国家政权”。不维权，直接失去利益；去维权，便会被“钓鱼”，或许会失去更多的利益，以至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是许多民众普遍忍气吞声的原因。
进而言之，一种制度、一个政权，没有真正有效的制衡机制，便会不可避免地批量生产鲸吞民众利益的钓鱼陷阱。说得更直白一点，垄断独裁的专制制度天生就是由各种“钓鱼”机制组成的，在这样的制度下，民众作为鱼肉的命运不会改变，差别只在刀俎怎样制裁你，施舍给你多少空间。有了文化上的“钓鱼”传统、人治上的“钓鱼”常态、制度上的“钓鱼”设计，诞生像上海这样明火执仗、野蛮横行的“钓鱼”逐利政府，实在是水到渠成的事。
2009年11月1至4日凌晨，时断时续而作。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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