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37年中共政治局会议人员。左起：张闻天、康生、周 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从抢夺人妻的凯丰说起

作者：鲁直人


中共自建党之后，高层利用权力以逞淫乱是一种常态，也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正如西谚所讲的，“美女与骏马永远是属于部落酋长的”。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的对手除了博古、李德本人外，还有一个反对者，那就是时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即共青团中央书记）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何克全1906—1955）。凯丰是江西萍乡人，二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同王明、博古等交往很多、关系密切，后来就成为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到苏区以后就和博古搞在一起，他对于老同学洛甫、王稼祥的“反水”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支持和参加了毛泽东的“非组织活动”，十分不满，认为毛泽东等“结伙煽动反对中央”即他的好朋友博古和国际顾问李德，简直是大逆不道。在遵义会上，他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会议的，当时党内反对毛泽东的一条理由，认为“毛泽东算什么？不过就是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那一套老玩意在打仗！”就是凯丰说的。会后，他被撤销了所担任的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到延安后，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还写下《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洛川会议和12月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抗战初期，凯丰在南方配合周恩来做统战工作，1940年底才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长。七大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11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1955年3月，49岁的凯丰在北京逝世。

抢占他人妻子的“小三”

近读已经过世的原外交学院院长陈辛仁（1915——2005）的回忆录，才知道这身为革命元老的凯丰，也曾横刀夺爱，充当过破坏他人家庭婚姻、抢占革命干部妻子的“小三”。

陈辛仁是1935年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的，一年后生下女儿阿英。当年男二十，女十七。抗战爆发后，陈辛仁到新四军任职，房纪则到西北大后方的宝鸡工作。分别后三四年时间里，陈辛仁也曾接到过女方的四五封来信，但一直没有实现把房纪调到新四军来工作的愿望。一天，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突然找陈辛仁谈话，开门见山地劝他并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当时觉得十分可笑，自己为什么要“另外结婚”呢？饶漱石直截了当的说：“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已经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听到这番话，如晴天霹雳，陈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发生了婚变，悲愤的说：“我不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圣地，竟发生了这种令前线指战员寒心的恶劣行为！”就在与饶漱石谈话之后，陈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来的一封信，简单写着几句话：“别来数年，不知音讯，相见无期，请另觅伴侣，善自珍摄。”地址上是让何凯丰来转的。

接到这封信后，陈辛仁才清楚地断定，那个改名换姓的房纪，已经彻底落入了隐藏在大后方的一个色狼陷阱，她要高攀大树做靠山，但却找到了何凯丰这样一段朽木头。后来又得知，凯丰在占夺房纪的同时，还凶狠地抛弃了和其在长征路上同甘共苦的发妻廖似光，廖本人竟是被凯丰命令警卫员把她赶出家门外的，也是一个婚变的受害者。

陈辛仁书中回忆，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那人人憧憬的革命圣地，竟然出现了披着高干外衣的色狼，利用职权，公开抛弃自己的发妻并非法占夺前方军人的妻室，还不曾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这种衣冠禽兽般的可耻行为，岂能让受害者容忍？

中共高官在延安的第一轮换妻潮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文革期间，受到审查的陈辛仁从专案组口中得知，凯丰到了关外之后，为了另娶新欢，又像抛弃发妻一样地把房纪给遗弃了，凯丰喜新厌旧的牺牲品，同时对外还散布“王茜已经死了”的谎言，不过化名王茜的房纪并没有死，仍孤独地活了很多年，直到1971年患癌症病故，时年才52岁。不过她虽然没有像传言的那样早死，但早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了，文革期间，当专案组向她问起陈辛仁的历史情况时，她两眼直视前方，旁若无人地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吗？我准备去开党代表大会去了！”一看患者病状如此，专案组就没有再深究下去了。凯丰抢夺陈辛仁之妻时，陈正在担任着新四军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四支队十四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等职务。就连这样高级指挥员的妻子，凯丰也敢毫无顾忌地下手，可见此人不仅色欲包天，而且权势炙人。

其实，中共自建党之后，高层利用权力以逞淫乱是一种常态，从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述之先是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后来又与罗亦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组成过家庭；而与朱德的前妻（朱敏的亲生母亲）私通者，正是出卖罗亦农的叛徒后遭中共暗杀。他们之间关系的混乱与乱来，到今天都很难梳理清楚。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延安后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的换妻潮，毛泽东首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战功威赫的老红军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时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说起来，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正如西谚所讲的，“美女与骏马永远是属于部落酋长的”。所以，作为文化人的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之后，从革命圣地的一派光明中看到了依旧是封建性的专横与野蛮，这才写下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抨击革命圣地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不良现象。

有一个史料，贺龙从前线来到延安，冲着王实味这帮子文人大骂：“老子在前方卖命，你们在后方骂娘！”其实，现在看来，那些骂娘的，倒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说了些大实话，结果给自己带来了惨遭砍头的杀身之祸。难道说，如凯丰这样高级干部抢夺民女的流氓行径，不该批判吗？不过，对这些高级干部，倒是相安无事，延安整风期间，凯丰不仅没有为自己的丑行为受到惩处，反倒成了整风运动中督促学习和检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连被他欺骗抢夺来的房纪，后来也成了骇人听闻的“抢救运动”中的一个牺牲品。到了今天，随着权力的不受约束和金钱的腐蚀毒化，中共官场上淫乱更为变本加厉，无以复加。如重庆的司法局长文强，能利用职权威逼十多个女明星与其同眠、并强奸几名女大学生、一掷千金地给幼女“开处”等等骇人听闻的恶性丑闻，只不过是中共这种淫乱常态的顺延与膨胀的个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