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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经济需要转型，需要增加居民消费，但很少有人对此真有信心。中国经济转型究竟难在何处呢？
许多外国人以为，中国人消费不足是因为老百姓的储蓄太多，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中国确实有一部分居民为了买房、为子女教育和防病而储蓄，但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的穷人太多，他们不是有钱不消费，而是没钱消费。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现在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基本格局是：政府富，百姓穷，尤其是农民穷。
经济学者张曙光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出：从1997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204．7％，而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82．6％，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仅增长了40．5％。
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但许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随著城市土地价格飞涨，许多农民工的房租增长比工资更快，农民相对贫困的问题在加剧而不是在减轻。
既然政府有钱，百姓没钱，要提高居民消费的办法不是很明白吗？政府多把钱分给老百姓，尤其是分给农民，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有经济学家在评论中美两国的经济失衡时说，美国经济要由奢入俭，而中国经济要由俭入奢。依照常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这个常识对中国并不适用。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是一个只会敛财却完全不会散财的政府，而要实质性地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仅靠减税已经不够，需要大幅度地增加对穷人的财政支出，这恰恰是中国政府最不愿意也最不会做的事情。
在决策的层面，大规模增加对穷人，尤其是对农民的财政支出遭到来自官员和学者的有力阻击。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首先要保增长，如果政府不把钱用来维持高增长，增长速度就会跌下来，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稳定。这究竟是一种恫吓战术，用来维持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还是一个真实的危险呢？
我认为两个因素都存在。多年的高速增长，确实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许多人都是在分配投资和大型工程中寻租来发财和谋生的，一旦大幅降低政府投资，利益就要受损，更重要的是，伴随著各种寻租活动而发展起来的服务业，也高度依赖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如餐饮和色情服务，就很可能与政府的投资规模存在相当关联。财政政策向穷人和农民福利的明显倾斜，意味著对这些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下降。这就好像一个吸毒者，他的肌体已经发生了变化，突然戒毒，身体会发生强烈的不适反应，以至有严重的健康危险。
在执行层面，问题就更大了。中国广大的贫穷人口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农村，这些地方不仅百姓穷，政府也穷，很多地方政府连给官员发工资都困难。中央政府扩大对这些地方的转移支付，立即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一个是会刺激更多腐败的发生。最近贵阳市有一条新闻，就是发现大批不应该享受低保的人，靠“人情”关系而拿到低保。城市尚如此，农村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最新一期的《南风窗》杂志有一篇文章，题目是 “兰州：穷政府与穷百姓的博弈”，文章说，不发达地区政府有一种很强烈的“收费情节”，让这些满怀“收费情节”的地方政府对众多的贫困百姓发放福利，就好像让一个强盗突然转换角色去做行善的施主，这个转换绝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从本质行来说，维持大量的贫穷人口，是专制的内在需要。因为当多数人口都有了超过基本需求的财富，他们的权力意识就会增长，与政府博弈的能力就会增强。而中国的权贵阶层凭著自己的本能就会懂得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政府对于减少碳排放的积极性，要远远大于减少贫困的积极性。这不仅是因为权贵阶层自己也希望有一个更清洁的绿色环境，而且，他们现在又有了一个好的借口让政府花更多的钱，而不是把更多的钱还给老百姓，让来百姓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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