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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庸
翻开中共历史，一页又一页的内斗赫然在目。内斗可冠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称，肃反、反右、反自由化、反修正主义等等，实际都是寻找一部分“阶级敌人”，与之打斗撕杀一番。斗人者红了眼，铁了心，狠施酷刑，百般折磨，被斗者低头弯腰，喊冤叫屈，百口莫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阶级敌人”是假想的，推测的。反AB团、反社民党、反改组派，都是无中生有嘛，斗得血眼通红，血迹四溅，数万人无辜牺牲。延安捉特务，不让吃饭，不许睡觉，车轮战，假枪毙，人心慌慌，冤气冲天。结果呢，真特务没抓到，关押在保安处的百余名待甄别者（包括王实味）在放弃延安后的转移途中，被康生命令全部处决――无法无天，任意蛮干。胡风案件也是如此――本是文艺思想之争，毛泽东竟然从中挖出“特务、叛徒、托派、反动军官”组成的“地下王国”，于是又是一番乱斗。以后的反右、“文革”莫不如是，都是不同明目的内斗。没有一次内斗不是错斗乱斗，害人无数，甚至动刀动枪，肆意屠戮。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中共执政前后数十年经历告诉我们，这个党能够支撑到现在，总要寻找一种恒久的剌激机制以收揽人心。共产主义是空的，信的人越来越少；社会主义是假的，百姓得不到实惠。用什么去攒集人心以维持长久统治？就是挑起内斗，圈定一部分人作为斗争对象，争斗双方极度紧张，社会关系极度激烈，在大轰大嗡中让大众忘掉贫困，忘掉不满。如此过一定时期就这么紧张一次，才得以维护住统治局面。
内斗，还延伸到权力的最高层。毛刘之斗，毛林之斗，明枪暗剑，阴谋阳谋。邓拱掉华，废黜胡，驱逐赵，指定胡（锦涛），风云变幻，阴晴难测。至于江胡较量，正难解难分，形势险峻。最高权力之争斗接连不断，永无休止之日。而且，爬上权力最高峰必以致其他对手于死地为代价，为保住最高权杖又以致潜在夺权者于死地为代价。权与利之诱惑，生与死之搏斗，显示了最高权力之争斗的残酷、残忍、残暴。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恶名，迫害致死。林彪以“叛逃”的结局，尸骨不全。胡耀邦以“反自由化不力”被黜，赵紫阳以“支持动乱分裂党”被软禁。回想起来，不能不感慨：绝对的权力不仅绝对产生腐败，还绝对产生滥肆杀戮！
依靠内斗和暴力而发展、壮大的不只是中共。中共的模型是苏共。斯大林以“反机会主义”之名，清除了他的权力对手和权力威胁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这一权力争斗，最污秽、最肮脏之处在于，失败者被冠以种种莫须有的污名：“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暴徒遵照他们的主人即外国资产阶级侦探机关底意旨而力求摧毁党和苏维埃国家，破坏国防，协助外国实现武装干涉，准备使红军遭受失败，分裂苏联，把苏维埃的沿海州割让给日本，把苏维埃的别洛露西亚割让给波兰，把苏维埃的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苏联敌人建立联系，以便跟他们一起‘合作’来反对苏联人民”，“从预审过程中判明，这些恶徒走上了组织军事破坏行动的道路，走上了充当间谍的道路”，“他们准备使苏联受帝国主义者侵犯时遭受失败，他们成了主张工农国家失败的败北主义者，他们成了替德、日法西斯蒂效忠的可恶奴仆和走狗。”（以上所引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帝国主义“间谍”、德日法西斯“走狗”，这些无端的栽脏陷害表明斯大林在权力争斗中无所不用其极，暴露其穷凶险恶的用心。共产党的这种高层权力争斗比法西斯还厉害。德、意、日法西斯的高层权力争斗有这么残忍、有这么残暴、有这么残酷吗？
苏、中两国共产党搞的内斗，包含多少鲜血、眼泪、辛酸和苦难，是无法算得清的！成百万上千万在共产党权力争斗中饱受折磨甚至平白丧命的无辜者要求给予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的赔偿是完全必要的。认真说，即使当权者真的付予足额赔偿也不过是一场欺骗，因为“赔偿”不过是将纳税人的贡赋拿出一点给予受害者，欠账是全体国民偿还的，共产党的权力机制没有丝毫损失。所以，追讨欠账必须追讨制造欠账者的政治责任，将他们绳之以法，以彰正义，以儆效尤。光有这种追究仍然不够，制造这种旷世奇冤的根源在于苏、中两党的权力结构，不改变由这种权力结构决定的独裁统治和暴力政治，种种内斗、内耗造成的空前灾难是无由避免的。而这种权力结构的特点却是它的顽固性，它不具备自我纠错机制。试问：这样一种滥杀无辜的制度，有什么理由继续生存下去？
苏、中两党所走的内斗之路是死亡之路，是灭绝之路。此点，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已经有所查觉。撇开苏、中两党而放眼世界，可以看到有些以共产主义为标志的政党试图走出苏共与中共的死路，探寻一条活路。意共、法共和西（班牙）共率先鼓吹“多中心论”以抗拒苏共对国际共运的专制控制，又鼓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而不需要经由“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因而在党纲中删去“无产阶级专政”条文。1977年3党领袖举行会晤，发表“欧洲共产主义宣言”，提出“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大受欢迎。西欧24个共产党有18个党表示支持，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有4个党表示支持，这些党拥有党员330万，占资本主义世界党员总数75％以上。欧洲共产主义的根本缺陷是，以迂回的形式坚持共产党对社会的“领导权”。熟悉共产党规范的人明白，这个“领导权”源于共产党自视高傲，以为自己有能力指导一切、率领一切。由一个党控制社会是与世界民主潮流相迕的。这项根本缺陷使“欧共”失去社会群体信任。在西欧，这种信任以民众选票来显示。所有信奉“欧共”的共产党在80年代后期都没有扭转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一再下降趋势。欧洲共产主义如同升空礼花，最后烟消云散。它给予世界的提示是：一个“领导权”，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全部否定，才是共产党的新生之路。
不少共产党继续探讨新生之路。他们的生长环境不具备苏、中两党产生专制暴君的那种社会条件，这给他们自由探寻生路提供了条件。（1）这些党的党内有充分民主，可以对党的战略、策略进行充分讨论，不同派别自由活动，直到分裂出去，另组新党。比如，印度共产党，1964年分裂出印共（马克思主义），又从印共（马）分裂出印共（马列）、印度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共产马克思主义党以及一些以邦为界的共产组织。也有分裂出来或自行成立的共产组织实行合并的。这样不断分裂又不断组合，实际上就是不断比较、不断摸索在印度的共产主义组织的生存之道。显然，这与苏、中两党那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模式有根本区别。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反映了“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呈现多元趋势，这正是共产党的生机所在。（2）这些党为适应当地的民主制度，必须象其他政党那样，倾听选民意见，反映选民呼声，参与议会竞选，争取多得选票。它们走的是通过与其他政党平等竞争以取得参政权和执政权的道路。即使他们在党纲中仍然写着该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仍然坚持他们是社会的指导者、引路者，但在事实上，这些党的社会地位与其他政党是平等的。他们的社会价值只能听凭选民群体评价而不能自我吹嘘。他们认识到：共产党要生存下去，必须做选民之“牛”，不能做选民的“老爷”。这种变化使这些党与苏、中两党有了本质区别。请看如下事例：东欧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通过竞选，1998年获得30％选票，位居议会中4党之首，成为影响最大的政党；2001年获得50.2％选票，在议会中拥有绝对优势，因而单独组阁，成为单独的执政党；2005年获得45.98％选票，继续单独执政。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为全世界共产党做出了榜样。（3）这些党通过竞选而参政或执政后，并非意味着可以推行该党原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念，更不能把该党原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奉为国教。他们只能在当地的民主制度框架内，不违背当地的民主、法治原则，推行有利于工农的政策。这些党的所在国都实行三权分立、实行政治多元化、形成人权至上的公民社会、言论自由保证舆论监督的威力，这些都是不能更动的，不能触犯的。印共（马）为首的左翼阵线在西孟加拉邦执政已历30年、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在该国单独执政已经8年，都是如此运行政治权力。尽管他们的党纲仍然标明“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那是他们的自由，没有组织去干涉，但在现实的施政上必须遵守上述民主、法治原则，在这个限度内，他们与一般民主左翼党派并无二致。这就是这些共产党的自我适应的能力，或曰自我改造的表现。（4）这些党以竞选方式争得的参政权或执政权，是选民委托的，选民交付的，选民时刻通过有关渠道予以监督。政绩或政见在一定时期（比如4年）不孚众望或相形见绌，就会在议会选举中因失掉选票而下野。这样的权力委托制使竞选者成为选民公仆，选民才真的成了国家主人。主人的监督使公仆必须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印共和印共（马）主持邦政的干部都经受了选民严格考验，在政治上和品德上都是过得硬的。印共（马）的巴苏在西孟加拉邦一直任首席部长，他擅长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包括社会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种性关系等等，因而得到邦内各界信任；印共在邦内执政的干部擅于为农民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包括土地问题、税赋问题、地租问题、欠账问题等等，因而在农民中有崇高威望。这两个党在邦内执政的干部在清廉方面享有盛誉：中央政府每年下拨农村的扶贫款和农业发展资金往往被一些邦的执政党干部截留、私吞，而这两党在邦内执政的干部却忠实分配，分毫不差，因此赢得广大农民赞许。权力来自选民委托，与苏、中两党的权力自上而下的授予恰恰相反。苏、中两党的权力授予制是以权力收罗效忠者的手段，是按照不同派别的实力分配不同权重的途径，这样的权力分配不会为百姓的利益着想，与百姓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5）有些党象马来亚共产党那样掌握武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权之路，他们是毛派党。在印度，有“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后来又有“印度共产主义革命中心（毛主义）”，2003年合并为“印度毛主义行动中心”；1980年新的毛派组织“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成立，还有一派叫“印度共产党（联合马列）”，这两派后来也合并。令人难解的是，这些毛派武装彼此经常火并，相互杀伤。后来，“印度毛主义行动中心”与“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握手言和，合并为“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他们的小型游击队竟然袭击印共（马）主政的西孟加拉邦，破坏乡镇办公室，杀害印共（马）在那里主政的官员。难怪印度总理辛格说他们是“国内安全最大的危胁”。山国尼泊尔也有一支毛派武装，领导者是“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普拉昌达为主席。据说，经过10年内战，这支毛派武装控制全国60％土地和50％人口。然而，国内其他7党结成联盟后，运用议会权力，逼迫国王还政于民，形势大好。普拉昌达看出这是通过议会民主夺取政权的好时机，时不可失，他做出一个违反毛泽东“一条枪都不能交”的教条，毅然决定：交出军队，参与议会决斗。他的约两万部队在联合国尼泊尔特派团监督下，分散至全国置有监控设施的7个主要兵营、21个附属兵营登记，武器封存。2008年尼泊尔制宪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制决议，尼泊尔成为联邦民主共和国。在制宪议会选举中，尼共（毛）获得220席位，超过1／3，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普拉昌达成为共和国政府第一任总理。这位尼共（毛）主席的睿智告诉我们，即时转变是必要的。他勇敢地舍弃毛泽东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暴力运动，毅然走上议会决政的道路，这一决裂是必要的。当今天下，社会的和平转型是主趋势，辅以必要的武装斗争也不失为良策。普拉昌达的转变向那些幼稚无知、横冲乱撞的毛共组织提出的是一项忠告。
回顾20世纪的100年，是马克思、列宁掀起的共产主义风暴席卷全球，从其势汹汹到逐渐衰落的过程。斯大林的狂暴统治所造的孽，可以用克格勃公布的权威数据证明：1930至1950年被法庭或非法庭机构判处“反革命”罪的共3778324人，其中处死刑者786098人。中国大陆，毛泽东光是发动“文革”所造的孽，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讲：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这笔欠账，苏、中两党不是以自省、悔悟、改正、革新所能抵偿的。苏共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引导该党走向灭亡乃是时代的需要。当苏联垮台，当大批大批各国共产党员宣布退党时，英共领导人有一句深情的表述：“1917年的政治实验以灾难而告终”，“共产党的时代己经结束。”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休伊森说了一句决情的话：共产党已无必要继续存在下去。（《苏联巨变深层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版，第324页）这两个共产党领袖的金玉良言值得当今每个共产党人深思。请想想上述4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印度共产党、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他们的敏感的知觉引导这些党走上自我适应、自我改造之路，目的是求得自我新生。否则，任何共产党（包括现在相当牛气的中共）都逃不出“共产党的时代已经结束”、“共产党已无必要继续存在下去”的上天通过英、拿两党领袖之口传布的神旨。
（2009.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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