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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
法兰克福书展开幕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几个女人说说笑笑地走出三馆。赫塔·米勒──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穿着黑色的衣服，从我们背后赶上来，抱住戴晴亲吻了一口，在戴晴脸上留下口红的痕迹。
对本届书展邀请中国担任主宾国一事，流亡德国的罗马尼亚作家米勒表示反对。经历了30年东欧专制恐怖的米勒认为：让一个坚持独裁制度的国家做主宾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米勒的小说里，受迫害者只要看见飘扬的红旗，听见嘹亮的军号，就会发疯。所以米勒拒绝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媒体采访，而把自己的敬意献给戴晴这样勇敢的中国异议作家。
不仅是米勒，很多德国人都由衷地钦佩戴晴。在书展前后的一两个月里，德国人从电视上、报纸上认识了光彩夺目的戴晴──一位为言论自由和合法权益而战的中国女作家，他们有的找机会和戴晴合影，有的托人向戴晴致意，表达他们的热情支持。笔者在法兰克福和戴晴相聚的四天中，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现代唐．吉诃德与专制的较量
这是一场“一人敌一国”的战役。9月11日，受邀参加书展研讨会的戴晴在机场吃惊地发现，原已确认的机票被取消，她立即自己掏钱买回了那刚刚退掉的一张机票，飞往法兰克福。从这时起，这位68岁仍然精力充沛、童心未泯的女作家，身不由己地化为一位现代唐．吉诃德，披挂起一身铠甲，登上法兰克福书展这个自由与专制较量的战场。
但戴晴和古代的唐．吉诃德不同，她敢于冲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却并不脱离现实耽于幻想。骑瘦马持长矛的唐．吉诃德，把风车当作巨人去作战，而戴晴，面对的却是一个既拥有强大的硬实力，又企图在法兰克福书展显示其“软实力”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雄心勃勃征服世界的文化进军，遇上戴晴等除了笔之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士，居然给大大地挫折了一下。
对于书展主办方来说，这次书展不仅要展现一个官方的中国，也要介绍其它中国人的面孔。因此，邀请异议作家和流亡作家出席书展，是该次活动的题中之义，否则，该次书展就违背了自由社会的民主理念。但是，这一要义很难为专制政权所理解，钱大势力大的专制者不肯接受自由社会这一套。为了排斥异议作家，那些习惯于玩弄控制手段的中国人，从头至尾都在向书展主办方施加压力。而德国书展主办方缺乏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一再在压力下左右摇摆，进退失据。
于是就发生了很多可笑的事件。例如，主办方向戴晴和贝岭发出邀请，接着取消邀请，最后又收回取消。在书展开幕前的一场有关中国的研讨会上，因为有戴晴和贝岭发言，中方代表居然集体短暂离席以示抗议。由于开幕式都是中国官方出席，为了做一个平衡，德国主办方原本安排戴晴和贝岭在国际中心的告别招待会上做简短发言。但中国官方代表团在该场合全体缺席，安排戴晴和贝岭的发言也突然被取消了。
“拼死也要挣回本属自己的东西”
10月18日中午，我从书展的《西藏论坛》上下来，身上披着长长的白色哈达，抬头看见戴晴在场外向我招手。戴晴告诉我，她将在下午4 点的告别招待会上说几句话之后，大家一起吃顿饭告别。于是我们陪她一同前去。当时我注意到，戴晴穿了一件蓝地白花的印花布旗袍，很有端庄雅致的中国女性风采。
然而没想到，在大开香槟酒的告别招待会上，戴晴竟然被取消了发言，由一位印度女出版商取代了戴晴在会上致辞。面对主办方背信弃义自食其言，戴晴只是简单地询问了负责这一活动的经理彼德．利浦肯，就从容不迫地接受记者的采访，告知媒体她的发言被取消的真相。第二天，德国舆论沸沸扬扬，德国主办者快刀斩乱麻，立即解除了彼德．利浦肯的职务。
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是民主社会抵制强权、维护言论自由的出色成果。在这场战役中，戴晴等人所拥有的，只是德国笔会和媒体的支持，而中国官方却与书展主办者甚至德国政府有着广泛的利益关系。但是，在自由社会里，媒体在社会上扮演一个非官方却是中心的角色，对政府和企业都起着监督和制衡的关键作用。这次，追求真相和正义的德国媒体不能容忍书展为了利益出卖言论自由，因此全力支持戴晴等人，共同抵制专制者的胡作非为。
在欣赏戴晴等人的顽强抗争之时，我记起了80年代时戴晴参加六届妇代会的事件。那一次戴晴被《光明日报》女性同人选作代表，参加选举妇联主席的会议。戴晴在会上公开发难，要求候选人陈慕华回答对她不利的传言等问题，结果差点被革命姐妹轰下台去。尽管在场的记者私下称赞戴晴“干得很漂亮”，但报刊对此一律噤声，唯《中国妇女报》发出一则小文，意思却是：有人想捣乱，但被无产阶级正气压下去了。
自1989年卷入学运并入狱，戴晴在祖国失去了工作、医疗福利和养老金等一切，并被禁书封口至今。2008年，她在香港出版了《在如来佛手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其《后记》以这样的话结尾： “曾经一无所有的我们，清楚知道今天之所有，并不能体现完整的人类之尊严，拼死也要挣回本属自己的东西：思想独立，言论自由。”
潇洒的戴晴，可怜的官方作家
20年来首次获得机会直接面对公众在论坛上发言，戴晴很珍惜书展这个各方沟通交流的机会。在开幕之前的会议上，她一次次面对自己的同胞举手提问，提的都是一些国内无处提的问题，例如军队国家化、新闻与出版立法、唯ＧＤＰ发展的代价等。但她得到的却是官方口径的回答。后来有一次，我和戴晴一起去中国展馆听新闻出版总署局长们的新闻发布时，不管戴晴的手举得多高，已经没有人敢把麦克风递给戴晴了。
参加此次书展的中国官方代表团有100多名作家，两千多书商，如此雄厚的资金、庞大的阵容，却畏惧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戴晴。这是因为，在这个充满谎言和怯懦的世界里，很少有人象戴晴一样，具有不同凡响的思考与表达的胆识勇气。她思维敏锐，言辞犀利，怀着关注社会的沉重的忧患之心，不依不饶地追问真实。在大批中国官方作家唯唯诺诺言不由衷之时，她的声音显得刺耳而又响亮。
与潇洒自如的戴晴相比，那些中国官方作家实在是窝囊可怜。他们本来一个个伶牙俐齿，但在法兰克福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带领，只能象绵羊一样服服贴贴，不能乱说乱动，更不敢与异议同胞接触。每当德国媒体想找中国作家做个人采访，总是被对方推辞。中国官方大花银子请了德国一家公关公司，只有这家公关公司安排的采访，中国作家才敢接受，他们没有脱离党组织而擅自发言的权利。据说，他们中有人跑到德国笔会和中国异议作家聚集的三馆来听会，回去也只能推说自己迷路了，偶然看见有中国人在说话，就过来听听而已。
《收租院》的谎言与“审父意识”
这次书展，中国馆的展览有造纸术的发明和电子书籍，有作协主席铁凝和名作家莫言高声赞美德国文豪歌德，有地震后写诗“纵做鬼也幸福”的山东文联副主席王兆山，还有江泽民的两本学术专著举行全球首发式。更滑稽的是，法兰克福申恩博物馆居然从中国运来“唯一的一件中国美术展品”──中国革命宣传泥塑《收租院》。
戴晴说：“这帮贪官污吏，他们要把软实力向全世界显示，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既然当局花了这么多钱把一个大谎话运到这儿来，戴晴就觉得自己有义务揭穿谎言。17日下午，我们前往申恩博物馆。在那里，面对栩栩如生的泥塑群雕，戴晴由浅入深地向德国记者和观众说明，这种造假的艺术，是怎样以欺骗手法煽动仇恨，演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说教，为统治者的政治目标服务。
我则从《收租院》泥塑场景中的箩筐和风谷机，联想到少年时在湖南山乡，和饥肠辘辘的农民一起挑谷子送公粮的情景，共产党统治下的压迫和剥削比《收租院》的国民党时代更甚。我对德国记者说，我是黑五类出身，而戴晴是红色家庭出身，但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1989年的天安门，走入监狱，现在又一起走到法兰克福。
由此想到，有些人认为戴晴出身于革命家庭，喝共产党奶长大的却骂共产党。其实，人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道路主要取决于个人自己的因素。黑五类出身的我自小从底层接触社会阴暗面，而戴晴的红色家庭出身，令她一直相信共产党的官方宣传，直到30岁那年，她在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一个《正面战场作战序列》的小册子，发现中共其实只曾在很小的地盘上抗日，这才知道自己一直在受欺骗。
从此以后，戴晴清醒了，她开始“审父”，审查她的共产党父亲们 ──生父、继父、义父和公爹所走过的道路，她认识到革命吞掉自己的儿女，中共执政地位的取得不是经过民主程序公推的，而是依靠军队夺取的。她和专制主义决裂，着手做正本清源的工作，从王实味到张东荪，清理历史的血腥和荒谬，对“以共产主义为名义所进行的统治”进行拷问。
岁月似乎没有在戴晴身上留下多少痕迹，她依然生气勃勃，特立独行，风骨卓然。摆脱了谎言的迷惑，不依附政府也不依附任何有权势的人，戴晴坚守独立精神，诚实而坚毅地，按照自己的良心与信念去生活。虽然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感到绝望，但她坚持做“悲观的积极行动者”。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她对强权的挑战，是她30年来韧性反抗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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