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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与西方代议政治底下的犬儒不同，这些人非常热情，也非常关心公共事务，在网上逢帖必跟，在报告厅里一定举手；可他的结论却是犬儒的“一切都是空谈”与“做什么都没有用”。看起来很矛盾，但我是懂的。要是没有巨大的悲情和沮丧，那位听众又怎会拿着麦克风不放？他看到的问题很多，而且一条串一条，他的无力感如此深重，乃至于他要激情地宣告“说什么都没有用”。当然他知道自己也是说什么都没用，但他必须泄出这份心头的重压。
人民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对政治人物的高度怀疑，通常都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致命伤。假如人人都觉得公共事务与己无关，都认为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只会说谎，谁做都一样，从而导致投票率长年偏低，那么公民的参政权又该从何谈起呢？这种政治冷感正是许多学者反省代议民主政治的起点，他们通常会把它形容为犬儒主义的表现。这里所说的犬儒主义，指的不只是一种价值上的虚无，对一切价值判断和选取都抱着悬搁的态度；更是一种行动上的无能，不相信自己的一票可以改变什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言行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有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已经沦为“选主政治”，来来去去都是一帮精英权贵在轮流换庄，普通老百姓的权力微乎其微。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人又怎能不犬儒不冷漠呢？
过去两年，我在内地参加过的论坛、演讲和沙龙起码过百场，几乎每一次我都会碰到一些有备而来的听众，借着提问的时间发表一场迷你演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发问，他们所说的话也可能与活动主旨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神态激昂，言论铿锵，一股气势喷薄而出。尽管主持人有时候会要求他们长话短说直达重点，尽管其它听众有时会不客气地以嘘声要求他们中断看似冗长的发言，可他们还是可以面无愧色地滔滔不绝。也许是在香港住得太久，习惯了港式的冷淡，我总是震慑于这些听众的热情，同时又不得不感到一丝困惑。
为什么内地会有这么急切的听众，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公众面前发言？尤其是当话题涉及到时政的时候。近乎本能的回答是他们发表意见的空间太少了，平常没人理他，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尽情发泄。可是再想深一层，便知这个答案还不够仔细，因为这是个网络的时代，人人都能在论坛、博客和微博上一吐心声，这些听众又何必去人家的舞台上唱自己的戏呢？思之再三，我只能想出两个理由：一、网络那匿名和隐身的性质无法达到这种在公众目光下力陈己见的肉身实感，他们只有到了名副其实的公众场所才能感到“公共”的具体存在。二、在公共论坛上发言是比网络发言更进一步的动作，也许他们觉得在互联网上说话没用，想透过面对面的言说去追求更直接更有效的成果。
上个礼拜，我在一场研讨小区营造与公民参与的研讨会中又碰到了这么一位听众，他对台上所有付出过心血力气的实务操作者冷嘲热讽，批评他们发动公民参与小区规划的实验“没有用”，“只是空谈”。然后他慷慨激昂地痛批眼下中国种种怪现象，觉得比起那些更巨大更“根本”的问题，让居民民主地介入小区的营造只是微不足道的末节，并且注定失败。
坦白讲，类似的言论我听得太多太多。不只是公开论坛，就连你写一篇文章，也总会有人骂你“空谈”，指斥你看不到“根本”的问题。无论你在谈什么，都有人认为那还不是最“根本”的重点。究竟什么才是“根本”的呢？很难说。于是一场谈建筑和规划的论坛，会有人说教育才是重点；当你们在谈教育，又有人说医疗才是重点；当你们终于谈到医疗了，就有人说贫富差距的问题最重要；说起贫富差距，则有人郑重告诫政治体制的改革方是本质的问题。
这种思维的特点是，一方面不能切割问题，总要把所有事情都看成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整体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想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中排出优次秩序，相信某些问题要比其他问题更根本更重要。没错，社会是个复杂的动态结构，没有任何一条线索是可以完全孤立的。但是具体的社会政策讨论也不可能就此得出一个一揽子的总体解决方案，我们只能在了解了事实的复杂脉络之后，具体而微地针对一点下手。至于“根本”，我很怀疑有谁能像神一样俯瞰全局，全知全能地定出什么才算根本问题。我们更不可能无视现实地叫教育和医疗的改革先等一等，要上不起学的孩子和看不起病的病人先熬一熬，好让我们集中全力，先解决据说很根本的体制问题。
然而，这都还不是我最关心的；最让我不解的是在这一大通言论之后的那句“没有用”。无论是实体的论坛，还是虚拟的网络，那些有关“根本”问题的评论往往没有导向更精微更理性的辨析，反倒得出了“说这些话没用”的结论。很明显，这是一种情绪，近乎文首所说的那种政治犬儒主义，否定一切人家提出来了的建议，怀疑一切有人正在实行的行动方案，因为这都还不够“根本”。如果你追问下去，什么是根本？怎么对付根本问题？你自己又对根本问题做了些什么？得到的答复也许就是那句“说了也没用”。
那一天我终于捺不住脾气，斥责了那位听众，因为我觉得他对台上那些正在实际努力着的讲者不公平；他怎么能够自己什么都不干，却把手指指向他人呢？但一回头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又何曾对他公平过？他的情绪我一点也不陌生，那是种逆向的犬儒心态。与西方代议政治底下的犬儒不同，这些人非常热情，也非常关心公共事务，在网上逢帖必跟，在报告厅里一定举手，可他的结论却是犬儒的“一切都是空谈”与“做什么都没有用”。看起来很矛盾，但我是懂的。要是没有巨大的悲情和沮丧，那位听众又怎会拿着麦克风不放？他看到的问题很多，而且一条串一条，他的无力感如此深重，乃至于他要激情地宣告“说什么都没用”。当然他知道自己也是说什么都没用，但他必须泄出这份心头的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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