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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闻党国官府重判刘晓波十一年
丘岳首
在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这个时辰，世人纷纷为亲人祈祷为朋友祝福，期盼人世间善爱普及和平永驻。而就在今年的这一天，中共党国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重判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入狱十一年的恶行赠与圣诞节，给本该欢乐喜庆的人世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
走向谦卑反被重判
我和晓波所学专业同为当代中国文学，早在1987年晓波发表在深圳青年报整版的《危机，当代中国文学的危机》一文就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在当年当代中国文学学会青岛年会上我发言推介刚刊出的这篇文章引发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大会秘书处还复印此文给与会者人手一份。其时桀骜不驯的刘晓波以毫不留情的文笔几乎全盘否定1049年后至文革的十七年当代中国文学并在一片“歌德”声中对新时期文学泼下一盆冷水，其“狂”可由此窥见一斑。
二十多年过去，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刘晓波自身也完成了一个从“破”到“立”的“漂亮的转身”，成长为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前后刘晓波的转变，陈奎德先生有一个大致的概述：晓波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点。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序）
去年三月2008年3月，在私下接触和在中国和解智库召集的“冲突与和解”主题北京座谈会上，刘晓波的话语清晰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理性和建设性——
非暴力反抗是民间的主流共识，但面对不讲理的专政机器，民间人士要真能做到非暴力并不容易。民间的这种非暴力，不仅是反对肉体暴力，也包括反对语言暴力。面对警察的肉体暴力和语言暴力，民间人士还能坚持理性的非暴力，这需要更为坚硬的韧性和耐力。如果警察骂了你，你反过来骂警察就是一条狗。这么骂，不仅会激怒他，还会把他的道德包袱一下子就放下了，他会想，你都骂我是狗，狗的本性就是咬人，那我就当条狗给你看看。那种道义对他的压力感就一点都没有了。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他想用野蛮的方式激怒你，你偏不被激怒，反而要用自己的文明方式去抑制他的野蛮和激发他身上人性的东西。
现在讲的主要是怎么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的伦理，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比如体制外就有一个大毛病，总觉得自己是体制外就有道德优势，一写文章就把体制外的道德优势拿出来了，好象你被开除了你没了工作，你就比体制内有工作的人更有道德优势。其实，体制内的人有很多人并不是没有做事，只不过不是那么张扬，不是那么高调，但是我个人认为体制内的人推动中国进步，比我们这些体制外的人实质性东西更多，体制内外的合力才会带来官方决策的某种变化。胡锦涛上台之后提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最后他选的是“建立和谐社会”，很明显，他试图讨好各个方面，有了这个“和谐社会”这个口号，民间的话语空间，特别是体制内的，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炎黄春秋等媒体，它的空间借这个口号就可以撑开一点。有些原来看似很敏感的东西就可以发表一些。你能想象《炎黄春秋》在去年7月发表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吗？官方最后也没怎么样啊，结果田纪云就接着写，一连写了四篇.实际上田纪云那四篇文章就一个主题，就是纪念赵紫阳。现在官方的统治策略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在乎政治成本的，显得更加巧妙，所以我更看重通过改变我们民间自身来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指望一夜变天。
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是一个刚性的制度，需要从各个不同的层次去看。从2000年之后特别是民间维权兴起了之后，这个社会空间开始大了之后，党内的不同声音也逐渐扩大。现在，俞可平那篇《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表明体制内有不同的声音。《学习时报》的主编周为民就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所以《学习时报》总是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即使是从民间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事情。民间做的很多事情如果真能整合的话，要整合在一个局部制度的改变，比如说民间有没有能力，各个角度的力量都针对劳教制度，持续施压，先将这个劳教制度下废掉？再对准刑法中的105条“煽动颠覆国家罪”，逐步废掉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律条款。
然而，刘晓波的“转身”并没有转变党国当权者对他的傲慢与偏见，他对党国改良的肯定和社会转型的善意期待和积极推动反而引来党国更加变本加厉的压制。先前桀骜不驯的刘晓波最长的牢灾也就三五年，走向谦卑的他反获十一年牢狱重判，而且正就是被他一直呼吁废除的“煽动颠覆国家罪”所重判。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颠覆”。
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这个“颠覆”的可怕在于——它将助长不“谦卑”的暴力革命主张者的“理”而使中国社会通过政治和解平稳步入民主宪政文明变得更加无望。
就在刘晓波案被北京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到法院之际，奥巴马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致辞传遍全球各个角落。这份意味深长的致辞与其说是致与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不如说是致与这个世界所剩无几的“压制性政权”当权者的。其中“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
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 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等词语均是充满睿智的真知灼见。一番苦口婆心的委婉劝戒后，奥巴马对“压制性政权”当权者发出警告：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可惜的是，那些压制刘晓波的当权者就是听不懂再好的善良规劝，一味继续极权的惯性，重判温和说理的异见人士，愚不可及的抑善扬恶，把政治和解之路也是自己的出路弄窄甚至封死，昏昏然不知“社会从内部恶化”也就是自己的末日来临。
和解之路再崎岖也要尽人力走通
刘晓波被重判势将触发对非暴力抗争主张的更多怀疑和否定，政治和解之路无疑更加崎岖难走。中国未来何处去将再次成为争论焦点，是放弃非暴力抗争的信念代之揭竿而起纵然遍地狼烟烽火四起也在所不惜，还是继续拱卒一点一滴撑开公民社会低成本少流血促成党国极权体制的变更？我相信在牢房之中眺望窗外的晓波定然义无反顾选择后者。
党国“压制性政权”当权者的倒行逆施当然再次激怒我们，作为的刘晓波支持者和拥戴者，我们除了对这些愚蠢的当权者表达我们的愤慨和不屑，更要以加倍的韧性和努力去践行《零八宪章》所倡导的理念，再艰难、在长，我们也一定要将政治和解之路走通，为苍生计，为社会福祉计。
我坚信，中国未来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定会合情合理处置今天压制刘晓波的那些“压制性政权”当权者。
2009/12/25 圣诞节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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