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


一、“皇族内阁”是清廷覆灭的重要原因

一九一一年四月，由孙中山、黄兴倾尽人力、财力、物力所精心策划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清政府扑灭。革命党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孙中山痛心地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孙的支持者们认为，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再组织新一轮的有效反抗。当时，在国内外的大多数人看来，清王朝的力量远比它的反对派更加成熟、坚韧和强大，皇权尽管日渐衰弱，但仍然稳如泰山，帝制尽管千疮百孔，但仍然坚不可摧。的确，就连最精明的预言家也没有发现帝国将在半年之内走向灭亡的明显征象。然而，仅仅过了五个月，不可想像的事情终于发生。在湖北武昌，爆发了一场比广州起义发动得更仓促、领导得更薄弱、组织得更混乱的军事起义，可就是这样一场小规模的新军起义，却瞬间撬动帝国全局，立时各省骚动，群起效尤，局势变得不可收拾。泱泱大清国摇摇欲坠，终至全面瘫痪、土崩瓦解。离它轻易挫败黄花岗起义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国内攻守之势已幡然大变，各省官情民情竟判若云泥，这是为什么？

诚然，辛亥革命的发生、大清帝国的覆灭是多种长期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并非一时之误、一事之失、一地之败所突然造成。但是，期间也有一些突发的、偶然的因素发挥了戏剧性的、意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在笔者看来，直接引爆了全面危机、注定了末日来临的，并不是立宪派锲而不舍的和平请愿，也不是革命派孤注一掷的武力冒险，而是清政府自己所采取的两项愚蠢行动：其一，是草率成立“皇族内阁”；其二，是强制推行铁路国有化。这两项行动，均发生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即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次月。姑且不论这两项行动之动机善恶与否，其客观效果则显然一无是处，深化了满汉矛盾，扩大了央地分歧，激发了官民冲突，纯属作茧自缚、引火烧身，可谓一杆子打翻了满船人。此二举疏远了汉族官绅，得罪了地方精英，亦令中产阶层恼怒、知识分子怨恨、广大民众愤慨。于是，在短短数月之间，政治行情惊天大翻转，如风卷残云一般，天意民心的天平迅速向革命派、共和派倾斜。如此搬石砸脚的奇效，除了清政府自己，别人是无从实现的。清王朝为它自己的灭亡做出了一切反对派都无法做到的巨大“贡献”。

“保路风潮”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史有定论，本文不赘。“皇族内阁”与清廷覆灭的关系，历来语焉不详、少受重视，而对于这样一件曾经改变了政情民情的历史性事件，我们本该勒铭于史、勤记于心、永志不忘。尤其是在当今，在中共“太子党”已成气候、重权在握之际，重温那一段历史，于中共、于国人更有鉴史知今的重要警示意义。

一九一一年，按照修订后的立宪预备清单，“新政”已进入紧锣密鼓的最后冲刺阶段：当年须定官制、设内阁，次年要颁宪法、办大选，再次年就要开国会、行宪政。设立一个与皇室分权、受资政院制约的过渡型责任内阁，这是立宪预备的实质性步骤，此事本来意义非凡、可喜可贺，值得大书特书。当时的中国通、《泰晤士报》着名记者莫理循（后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在给英国外交部官员的信中写道：“新内阁的出现无疑向立宪政府迈进了一大步”，这代表了外国观察家们的一般看法。然而，这个新出笼的内阁却在国内招致了强烈的反感，迎接它的不是美酒和鲜花，而是极度的失望和普遍的愤怒。形象地说，它所引起的真实反应，犹如一盆凉水劈头盖脸浇向那些曾经对宪政前景充满热望的人们。人们由此相信，清朝之所谓立宪，不过是个幌子、是个骗局，冥顽不灵的清廷已不值得信任，弄虚作假的宪政已不值得期待。就这样，君主立宪尚未诞生，却在民意中永远死去。

失望和愤怒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因为新内阁的权能配置和运作机制，也不是因为内阁成员们的政见、能力和操守，而是因为阁员们的民族和血统。这个责任内阁之被讥讽为“皇族内阁”，是因为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满蒙贵族占了九席，其中皇族竟多达七人，而汉族官员只有区区四人。关键的问题就出在这里。见于此，所谓“庶政公诸舆论”、所谓“消除满汉畛域”，俨然沦为十足的谎言。虽然那些皇族阁员大都是响当当的政治改革派，并非全是顽固保守、庸碌无能之辈，比如，总理大臣奕劻虽是个贪官，却是公认的改革者，公开主张三权分立；载泽、溥伦、善耆、绍昌是最热心的宪政实践者，也是满族权贵当中最有学识的成员，政治倾向相当开明，甚至暗中与梁启超等“逆党”往来不绝。这个内阁算不上是一个“反动”内阁。但是，与畸形的内阁人事搭配相比，阁员们身上的这些个优点已变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人们普遍认为，立宪在即的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他们死也不会放权，其公然蔑视皇室不入阁这一源于英国宪制的惯例，等于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满清王朝分明就是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是一个反华排汉的异族压迫政权，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与朝野立宪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的反感同样是致命的。“皇族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而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诸侯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当革命匆匆来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为何竟大都抱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的态度。没有立宪派和地方官们的支持或默认，各省纷纷“独立”的革命形势原本是不可想像的。

二、“太子党”将是中共政权掘墓人

当今的中国政局，与清末极其相似：清有“皇族内阁”，今有“太子党”。

所谓“太子党”，即父辈是中共高官或“革命先烈”的一小撮“红色后代”。在十三亿中国人、八千万中共党员之中，他们当然属于极少数之极少数，一如昔日的爱新觉罗皇族。然而，他们所占有、所掌控的权力、资源和财富，早已胜过昔日的皇族，达到了“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地步。其实，这一群人并无特殊的组织联系，他们的利益不尽一致，政见各不相同，资历声望大有差别，品行操守也大相径庭，就“执政能力”而言，有的人精明强干，有的人则愚蠢透顶。将这样一群人统称为“太子党”，除了其相同的权力欲望，只因其有着共同的官宦家世和红色血统。

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已经产生了一个由“太子党”与“团派”分享政权的“中央领导集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将会形成一个由“太子党”掌舵并占据多数席次且垄断党国关键职位的权力新格局，一如昔日的“皇族内阁”。到那时，中国共产党这个庞然大物就将拥有一个人人一目了然的“微缩景观”，它的“核心”将不再是一个毛邓式的权力超人，而是一个世袭性、封闭式的红色家族联盟。而在整体上，中共也将经历一次血统化、亲缘化的组织改造，蜕变为一个主要依血统亲疏而划分威权等级的扩散“同心圆结构”。

中共狭隘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注定了它今日的世袭化和排异性。一个平民党员从入党、提干，经由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处级，……副省级、省级这一个长长的序列，直到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高级别，若按规矩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每个级别至少做满一届（五年），即使他有天大的能耐，在其有生之年也绝不可能升入政治局常委。因此，与民主选举不可比拟，更比科举制、军功制或捐官制为劣，中共的权力中枢完全不可能正常吸纳普通的平民精英，只有那些有机会高起点入仕、并有人脉因缘不断得到越级提拔的人才有可能到达中共最高层。这样的特权人物只有两类，一类是从学生干部就进入团中央因而具有仕途高起点的“团派”，另一类便是具有血统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太子党”。

中共开明领袖胡耀邦曾因重用平民出身的“青红帮”（此即“团派”之发端）而得罪了党内保守派，陈云针锋相对地提出，“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比较靠得住”。此后，“靠得住”的“太子党”便批量进入中共政坛，一发而不可收。直至今日，已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势不可挡。与北朝鲜的金氏父子、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相比，与清末的“皇族内阁”相比，“太子党”并无二致，不过是“家天下”的另一种组织变异而已。

“太子党”垄断党政高职将会在当今中国引发何种反应？晚清“皇族内阁”的悲剧性结局可为人们提供诸多预见。料想，事态的发展不外如是：第一，它会迅速扩大党内平民精英的政治离心倾向；第二，它将迅速削弱地方权力对中共中枢的依赖和忠诚；第三，它将迅速加深党内外、体制内外业已存在的巨大隔阂；第四，它将使中共关于“党内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无论其假意或真心）的一切努力彻底失去公信力和社会舆论的有效支持。

虽然，中共“太子党”内亦有智识超群的才俊之士，并非清一色如毛新宇、朱成虎、李鹏之类的红氓白痴。甚至我们也不妨设想，某些“太子党”出身的高官或有可能比其他中共官员更有政治改良的抱负和化腐朽为神奇的魄力。但是，这都没有意义，因为“太子党”现象终非政治正途，它有悖于中国传统，也有悖于马列正统，党外党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会反感这样的政局。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士阶层成为国务政事的专职承担者，皇权为表、士绅为里，官僚系统一直是一种向庶民士子开放的流动状态，而门阀政治、朋党政治则为人诟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早已深入人心。即使是在帝制时代，中国人可以接受皇帝，却不能接受“皇族内阁”，可以承认太子，却不可承认“太子党”。而按照马列主义理论，共产党政权有阶级性，却绝无所谓家族性、血统性、世袭性，“太子党”亦将令真心的共产党人所痛心不耻。让“自己的子弟”堂而皇之接自己的班，这种私分公器的权力交易，只怕中宣部的笔杆子们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所以，笔者愿意大胆预言，立此存照：当“太子党”一统中枢之日，便是中共政权分崩离析之时。


二○○九年十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