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法庭没有严格质证和司法不独立而惨遭错杀的河北农村青年聂树斌。该案至今未纠正。最可笑的是，某些人居然以为运动式的“打黑”以及迫害律师是对于一般百姓有好处的举措，实在是愚昧得可以。

贺卫方按：这是我接受《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记者采访的发表稿，题目是我后改的。明天李庄案将会宣判，结果如何，很难预料。无论如何，这桩案件将会成为一起中国法治发展水准的标志性例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09年12月29日上午，“李庄案”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等十多名来自高校及律师界的代表，就李庄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质证一定是当面对质而不可以只是出示一张纸。否则律师将无法当面揭露谎言或伪证，这将使律师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贺卫方教授接受了《青年周末》记者的专访，专门谈到了李庄案中证人不出庭的相关问题。

青年周末：《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有义务出庭作证，但后来最高院出了一个141条司法解释，为证人不出庭预留了空间，这是不是导致我国刑诉案证人普遍不出庭的原因所在？

贺卫方：应该说不是。证人不出庭这种情况早在141条出来之前就很普遍。我认为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首先是法院在这方面相当懈怠，相当放任，任由相关证人想出庭就出庭，不想出庭就不出庭。甚至包括一些非常重大的案件，都没有证人出庭。比如说福建的黄金高案，那是引发海内外相当关注的案件，涉及到100多个证人，但没有一个证人出庭。

其次，或许是因为中国整个刑事诉讼的结构，让检方处于一种压倒性的优势。检方的一些所谓已经确定的有罪证据，可能会因为律师的质证而被否定，检方自然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如果检方不愿意他们的证人出庭的话，法院看来是没有多少办法的。法院没有办法强制要求检方把证人送到法庭上来。

当然，证人出庭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风险，也是有些证人要顾忌的。有的证人会觉得，在法庭上当面指控，可能会带来一些危险，比如受到报复。

不过，在国内的刑事案中，证人虽很少到法庭作证，但受警方传唤录供却是非常普遍的情况。这跟国外通行的惯例刚好完全颠倒。

青年周末：国外是一种什么情况？

贺卫方：国外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一切证据都必须到法庭上质疑和质证。现代各国刑侦制度都通行一条基本原则：法院有权将任何人作为证人进行询问，而警察、检察官则只能在法律或法院授权的前提下才具有这样的权力。但在中国的情况正相反，警方和检方都是特别具有强制力的机构，法院其实很弱势。在业内有所谓“公安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前面做成什么样了，法院就只能接受什么。

我们虽然有一个规定：没有在法庭上得到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关键在于，像现在这样一种书面的指控，提交到法庭上后，到底算不算质证？我个人认为，根本不算。按照英美等国的法律，书面证词是一种所谓“传闻证据”，基本相当于一种传言，是应该被排除掉的。

青年周末：我们知道李庄案中的8个证人全部没有出庭，那么按照这个法理，这8名证人的证言都该被排除掉？

贺卫方：对！证人没有出庭，律师怎么去质疑一张纸？假设它是被胁迫、或者是出于某种目的——比如说诬告律师，律师怎么去揭露这样一种纸面上的证言？就李庄这个案件来说，龚刚模如果因揭发李庄被认定为有功的话，能获得对他最有利的一种结果。

青年周末：如果李庄案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就判了，对审判结果的公信力有什么影响？

贺卫方：现在还没有判。但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李庄和辩护律师要求检方证人出庭，但检方没有把这些证人交到法庭上，也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我认为这种做法已经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声誉带来很大的损害。也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青年周末：还有一个问题，《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当事人不受监视，但现实中可能会做不到，这怎么办？

贺卫方：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律师对案件的参与，的确面临很多阻力，律师当然也可以要求警方不要监视，但很难解决。坦率地说，中国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中，真的是谨小慎微。如果得罪了警察或检察院，一个律师就很容易被诱进《刑法》306条中去。这是中国的现实。

青年周末：李庄就是因306条被拘的，这是一条争议很大的法规，你认为近年有没有修改或废除的可能呢？

贺卫方：这在法学界和律师界的呼声都很高。但修改法律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往往是各种利益的较量。如果说来自检察院和公安部的声音都是反对的话，那么这种要求修改的势力就会显得势单力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