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重庆打黑，最开始我没有予以过多的关注，我只是认为这是某人为了上位最后一博而已，认为涉及面不会太广，甚至只可能限于利益层的内斗。只是在和远在美国的石扉客在msn上交流时说：若几年后渝督不能顺利上位，掌廷尉大权，那么为其鞍前马后效劳的蒙古巴特尔会很惨。君不见古之张汤、来俊臣的下场么？为官者不怕得罪老百姓------老百姓就是用来折腾的，就怕得罪同道中人，今日剃人头，明日被人剃，是常见的事。

等到黎强案开庭后，我觉得打黑变味了，一个律师、老法学家在庭上为嫌疑人辩护，这在非洲海盗出没的索马里，恐怕都会被公众理解为常态。赵长青先生竟然受到那么多攻击，有些辱骂明显是有组织的职务行为，这就有点下作了。------打黑，不是这么个打法呀！我相信袍哥文化很发达的重庆，一定有货真价实的黑社会，把证据搞扎实一点，欢迎律师为这些嫌疑人辩护------哪怕是俗称的“捞人”，只要在法律范围内也没什么关系。公检法扎紧篱笆，杜绝那些违法的“捞人”完全可以做到-----我相信有文强前车之鉴，现在的重庆公检法在打黑面前，还敢和律师结成一伙，枉法偏袒嫌疑人？为什么显得那样急躁呢？只有一种解释，真正进入法律程序，恐怕就是旷日持久了，这有悖于主事者追求暴风骤雨、速战速决的效果。毕竟，离新一轮忠义堂排座次没几年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句“宝诗”，想必主事者当年背得滚瓜烂熟。

后来的李庄案，那就更荒谬了。不管重庆主事者发动多少舆论攻势，或者找来西政高、潘这样的专家为其背书，庭审这幕闹剧公众看得清清楚楚，心中自有评价。这些天，许多人有理有据地对此案进行了分析，本人不想就此案发表更多的看法。至为伤心的是，我一直比较敬重的一报一校因此事蒙羞：即中国青年报和西南政法大学，一报一校中某些新闻人和法律人丧失了起码的职业伦理。就算从利益考量，也不值得。人家所争者高位也，为高位奇招怪招损招迭出本不稀奇，因为所图者大。而媒体人和学者，还是靠声望立世，人家成功了，你能分到何种残羹还是未定之数。郑、高、潘，你们真能高攀么？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只有司法割据。山城一幕，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当年中青报“冰点”事件发生后，我撰文声援大同先生，我说我在乎中国青年报远胜自己当时栖身的法制日报，因为我认为中青报为所谓体制内的官方媒体保留了最后的尊严。不知道李庄案后，最后的尊严还存在否？以前中青报有好友常当面讥笑法制日报的报格、报品欠佳，我无言以对，现在我想中青报人再在法制日报人面前恐怕没什么道义上的优势了。------原来大家差不多。即使让法制日报的编辑奉命发重庆公安局有关李庄案的通稿，我想在行文的技术层面上恐怕会处理得高明一些，不会那样赤裸裸攻击一个还未判罪的人以及一个职业团体。

我尊重的一些师友、同事和领导毕业于西南政法，对这所当年号称“政法黄埔”的学校高山仰止。第一次出差去重庆是1999年10月，就是到西政采访，老实说我的心非常激动。住在烈士墓校区“情人岛”对面的外宾楼。我清早起来，披着晨雾走遍了校园每一个角落，包括铁西那边。

现在看来，山城真的成了个山寨。山寨里面，可以用家法，如何开香堂处理寨中成员，大扛耙子说了算，外人不能多嘴。可就是个山寨也罢了，汉代的夜郎国国王不晓得长安有多远，也就不稀罕去长安。明清两代的土司，只要政府不强行改土归流，在一亩三分地自己说了算，也不会想折腾出太大的动静。可现在的巴山山寨之主，志在长安宫阙。-----可算是升级版山寨梦想吧。

这些天重庆发生的一切，让我想起2008年清明节后，去重庆璧山开了一个会，回城后顺便采访了当年“文革”赫赫有名的造反组织-----8.15战斗团的司令陈万明先生。陪同他一起接受采访的还有我仰慕已久的“文革”研究者何蜀先生。

我们在大渡口一个茶馆摆了半天的“龙门阵”，大渡口区是重庆钢铁公司的所在地，陈万明当年是重刚特钢厂的工人，硬邦邦的产业工人出身。虽已年近古稀，但精神头很好，腰板挺直，说话声音洪亮，举手投足间还能看出一丝当年“工人领袖”的风采。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上面发动“文革”后，你要站出来拉组织造反？真实的意图如何？

他说当初他和多数起来造反的工人，确实是怀着朴素的感情，痛恨官僚主义，相信毛主席领导他们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他说起在特钢机修厂间当工人的经历来证明此言不虚。

陈先生说，他是积极分子，工会小组的负责人，一直想入党，但就是因为脾气倔，领导不喜欢，迟迟进不了党组织。说“四清”时，群众开始非常拥护，赞同工作组的做法，一些车间、工厂领导“下楼洗澡”。可最后草草了事，那些洗澡过关的领导官复原职，回来立马报复群众。做工会小组组长时，参加劳模的推荐，可那些真正好好干活、任劳任怨工人，推荐上去，领导基本上给否决，而命令我们推荐那些事迹不过硬、但领导喜欢的工人，这些人参加劳模会前，领导才让我去整一个先进材料。因此，毛主席发动“文革”时，我认为很有必要，要揭露问题，让党更加纯洁。

他接着讲了自己如何风云际会成为重庆两大派系之一的负责人，他最风光的时候是担任四川革委会常委，每次出去，后面都跟着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员。

众所周知，重庆是“文革”派系武斗的重灾区，问到“8.15”和另一派“反到底”之间武斗的残酷，他先是沉默，后来说，凡事都是一点点发展，最后到了谁也不可控制的地步。他和何蜀承认“武斗”的源头是1966年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群众大会，两派组织为争夺话筒大打出手，酿成流血事件，但这次还只是拳头和木棍交往，没有死人，伤了好些。但后来越来越升级，军火都用上了，双方杀红了眼。人在那个环境里，总相信自己代表的是正义一方，看到战友死了，就会想一定要去报仇。那真正是“亲不亲，路线分”，昨天还在一起聊天的工友，第二天分属两派，战场上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由于重庆军工厂众多，武斗的后果惨得狠。造枪的建设机床厂由“反到底”控制，造子弹的“长江电工厂”由“8.15”控制，此外，造炮的望江、造炮弹的江陵、造战车的长安分属两个派别，最凶的时候，炮艇开到长江江面上，向对方的营垒发炮。

据何蜀介绍，1967年底统计，1500人死于武斗，1968年还有人在武斗中丧生。何蜀讲了个最经典的故事：打活靶。某个属于“反到底”的武斗团队，和“8.15”在街上对垒好几天了，各自守在自己的战壕里。一个小头目带着自己的大儿子参与战斗，正在给下属剃光头、搞动员。外面壕沟里的“战友”闲来无事，人在这样血腥环境里会变成恶魔，看到街上走来一个妇女，就当成对方支持者，把其当成活靶一枪毙命，后来发现这妇女是小头目的老婆，而他的的小儿子，就在妈妈被射中的那一刻，还在不远的地方捡弹壳。

对于往事，陈流露出悔意，此前他还和另一派的头目一起去重庆红卫兵墓园凭吊死去的亡灵。不过他认为自己被卷进“文革”和武斗，是被利用了。从重庆“文革”开始，重庆和四川的高层就插手不同的派别。武斗最凶的时候，军队并没有乱，只要中央下决心，完全可以制止住悲剧的。

“文革”结束后，老陈被当成“三种人”关了几年。受过一番牢狱之灾的他终于活明白了。1989年那个夏天，他在本市读大学的儿子也是热血沸腾，要去重庆会堂请愿，他让老婆火速去学校把儿子拽回，告诉儿子，这样的把戏，老百姓玩不起，最终吃亏的是小老百姓。对自己的晚年的境遇，他仍然愤愤不平，指名道姓地说某位大官，我是三种人，他参加“联动”就不是么？可不照样得到重用么？没办法，人家出身不同呀。

此番重庆打黑大戏，剧情曲折，高潮迭起。观剧之余，我把两年前采访老陈的纪录找了出来，看后不由得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