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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上周宣判的李庄案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从知识分子主导的舆论看，薄熙来赢了官司，输了道义。因为他对李庄案的明显操纵，他为陷害李庄而不择手段，特别是他对法治理念的轻蔑，激起了许多法律人和知识人的愤怒，损害了他的开明形像，不利他的政治前途。
但这里有一个深层的问题：薄熙来为什么敢这样做？现在看很清楚，从下决心在重庆打黑的第一天开始，薄熙来就没把三十年来法制程序的进步放在眼里，而是回到了 文革时代“运动办案”的传统。薄熙来的这个决定体现了他的价值取向，也包含著他的一个大判断：那就是自欺欺人的改革已无法继续，只有“动真格”的政治家， 才有胜出的可能。
早在李庄案发生前，旅美法学家冯像就看到了薄熙来“唱红打黑”给职业“法律人”带来的伦理困境。冯像对在中国“伪改革” 中那些能够左右逢源的“知识分子”做了深刻的批评，他指出，在长达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法治和教育未能取得实质进步，反而倒退，标榜信奉自由的知识分子难辞其咎。冯像指出，中国的“伪改革”造成了一种“打左灯、向右转，说的和做的不一致，场面上的口号不是真实运作的规则”的大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如鱼得水的 人，都是人格分裂的”，他们“关起门来都喜欢高谈自由、民主、宪政、人权”，但在生活中却离不开专制赋予的特权，因而情愿和不情愿地沦为专制的奴才和工 具。
李庄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按照最新一期《南风窗》的说法，近年来他所代表的“有背景”的“北京律师”，“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品牌’，一方面，他们在很多敏感案件中，挺身而出，坚持法制，勉力推进中国司法进步，另一方面，他们又被认为身处京城，与最高司法权力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凝结专家资源、媒体资源来干预司法”。
李庄在薄熙来的操纵下被判入狱，不仅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他的那些不得不奉命行事判他有罪 的法律同行们的悲剧。李庄案以最戏剧性的方式，印证了冯像所指出的中国法律人和知识人的困境。李庄们的更大悲剧还在于，相当多的民众对他们的遭遇既不理 解，更不同情。也就是说，薄熙来虽然被自由知识分子认为是道义上的输家，但很可能在更多底层民众的眼里却是道义上的赢家。
如果事情果真是 这样，那么李庄案对未来中国的意义是十分严峻的，因为这意味著21世纪出现一个全面法西斯化的中国确有可能。未来中国的真正危险，其实并不来自薄熙来们有 什么样的政治野心，而是来自缺少足够数量追求法治和公正的知识分子，能像薄熙来那样横下一条心，用行动来争取民众的支持。
中国确实有一批 义无反顾、起而行道的知识分子和法律人。《南风窗》的评论中就提到了公盟的创始人许志永。许志永代表了一群全身心投入弱势群体维权的公益律师，他们低调而 执著地为那些最弱势的群体提供法律服务。还有像艾未未这样的勇者，高调挑战当局的不义，冒著被“人间蒸发”的危险，与公检法“较真”。不过，看过艾未未们 制作的《老妈蹄花》，你不能不对他们的品格和勇气由衷敬佩的同时，也不能不产生忧虑，面对如此强大而又蛮不讲理的专制政权，这种“以卵击石”的英雄行为如 何能动员与之抗衡的力量？
最近读到前不久被当局解除公职的范亚峰的报告，看到了一个同样坚定的有思想影响力的自由知识分子代表。范亚峰认 为，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最大的板块（基督教家庭教会）和党国的碰撞”阶段，“如果家庭教会的板块不能够被党国控制，那么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民主转型打 开了一个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的打开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影响都是巨大的。”
李庄案说明，决定中国未来的制度博弈已在实践层面打响。薄熙来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著手建设一个没有法治的“公平社会”。只有更多真正信仰法治的知识人和法律人像范亚峰那样投身民间，诉诸行动，才可能为中国赢得真正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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