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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
受不了当局的颐指气使，在甩出450亿“打造崛起中国软实力”的大战场上，谷歌不玩儿了——或许，就在今年丶就在上亿宝爱小谷之P民的呼声丶骂声丶哀叹声以及“非法献花”中，它要带着难以述说的依依和无从发抒的郁愤，终于撤离中国。
有人高兴。谁？除了百度等商业竞争对手之外，审读处丶网警局丶出版署丶中宣部——整整一揽子尽心尽力维护具有中共特色社会主义丶只须动动嘴皮子就肥得流油的意识形态官员。
他们肥得如此轻易固然是近二十年的事，但在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没有公民只有顺民丶不许抗议只能颂圣丶“只能老老实实 不许乱说乱动”丶“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点都不新鲜。自鸣钟丶小汽车丶电灯电话丶领带皮鞋丶大炮军舰……直到互联网技术，从老佛爷到政治局，没人拒绝。他们恨的是P民知道天外有天，知道养活自己的并非党和政府，知道自己恭敬完税公仆们才如此体面舒坦，知道自己头上这个P字是吮吸自己膏血之司局级（“比你们市长还大”）流氓的酒后快意。
但中国不是已经开放了么？难道就许贪官携款外逃，小民就不能在网上说说毛邓江胡几代领袖丶讨论几句普世价值？对了。就是不许：想挤进电视丶广播丶报刊丶书籍这几片只有好同志才得以驰骋的领域么？别说禁令一通接一通，想玩“自由”，先掂掂自己的斤两吧——央视配楼烧掉上百亿，只当放个炮仗。你们牙缝里省下的几个钱也就是个P。
不愿放弃自己知情权的非好同志只好转向网络——转向挣扎着不肯流为准喉舌丶不肯昧心帮同“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搜索引擎。不错，三亿七千万中国网民，有三亿属“低端穷人”，但他们的穷是因为昨日和今日在自己祖国所受盘剥；而今日之穷并不意味着永远穷下去——如果中国平民从网络这个大讲堂丶大图书馆丶大辩论会……逐步明了自己的权利义务，逐步实现自己祖国现代化转型的话。
谷歌在中国受了气。其实，若以少奇同志《修养》衡量，这算什么啊，不过正告他们须服从“中国政府的监管”，而监管也不过“搜索内容过滤”：非好同志有非份之想的时候，告诉他们“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再有就是“人为搜索排名”了：非好同志打算自由浏览么？谷歌须在中国政府监管之下，使党的精神丶当局放行的新闻（包括对该新闻的解说），先于一切无组织的胡言乱语进入子民头脑。
但非好同志的脑袋不是胃，吃了一个馒头就填不进第二丶第三个。既然“目前网络空间传播谣言和发布虚假信息”（当局断语），在当局看来如洪水猛兽，为应付谷歌“对社会和公众利益造成的严重损害”，只有防堵了。
如果读者诸君觉得二百多年前“奉天承运乾隆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只许他们蛮夷“倾心向化”丶对他们“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也斥为“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这种愚昧外加蛮不讲理过于久远，而后来一步紧跟一步的“严加管理”丶“防夷五事”丶《民夷交易章程》丶《防范夷人章程》等等，都是“封建时代”糟粕，并非共产党人举措。那好，咱们说点近的。
杂文家陈四益最近提起他与胡绳，这位毕终生之功打造红色意识形态丶而今谷歌案中中国方主心骨刘云山丶王晨辈之老鼻祖丶“身居高位却不以为忤”的一段“坦率交谈”。
陈四益问胡：“当年你们都是反对钳制舆论的先锋”，红旗飘上天安门反倒缺了当年的自信，“对那些不一致的言论，难道不能用说理的方法，而一定要用查禁的方法？”
胡绳沉吟片刻答道：“现在不同了。”
“什么不同？”
“现在掌权了”。
但党丶政丶军丶警丶银行丶矿山丶交通丶通讯丶传媒平台……样样在手，怎么反倒觉得用权力禁止比用思想说服更奏效？
胡绳回答：“掌权了，就怕乱。”
“那么当初呢？”
“当初乱，是乱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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