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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
【新世纪特稿2010年元月27日】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不衰，使得中国共产党气壮如牛，无论对内对外，都显露出一副气焰嚣张的嘴脸。
对外，在丹麦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 中共政府一面以发展中国家之代表自居，声色俱厉地对发达国家发难，拒绝将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纳入国际协议，拒绝接受对实际减排的国际核查，一面自忖未来中国势必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又公然否决多数国家共识，致使发达国家减排指标也未能达成协议。如此蛮干，其考虑无非是，担心减排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威胁到中共的执政地位。而为一己私利而肆无忌惮地拨弄算盘珠子，羞辱迫切希望会议有所成就的美国总统，怠慢多国政要，中共表现，实在是极其恶劣。
对内，悍然无视中国宪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刘晓波、 打击《零八宪章》，并将其所谓“一审判决书”公之于众，在全世界面前，留下一个极其蛮横而无耻的笑柄。《零八宪章》理性而温和地主张，“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力图使中国“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走出“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泥潭。中共如临大敌，因为在它看来，走向重现共和精神的宪政中国，实质即为中国的“颜色革命”，则它的一党专政无法长久。
那么，“颜色革命”在中国有现实性么？中共如此有恃无恐， 如此蛮横无理，它真的就是一个历史规律奈何不了的怪物，或者，它真的可以创造出一个以它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么？
一
当然，所谓历史规律，不过是一个学术上的说法，无非是说， 历史现象的背后，有某种体现历史过程之本质的关系存在着，若有这样的变化出现，一般地就会有那样的变化随之发生。诸如此类。
例如，马克思认为，某种性质的社会生产力， 决定着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曰经济基础，而生产力在发展变化，当新的生产力出现，则经济基础也逐渐改变，其上的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不能不随之改变。
话是这样说，现实生活很复杂，很丰富。即使新的生产力已经出现， 人们也往往很难把握，它已发展到何种程度，是否已造成比较普遍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是否已足以支持改变经济制度来适应这种新的关系，以及，是否足以支持改变政治体制来适应其基础的变化。
就现实而言，中国的帝制被推翻以后，不久就有袁世凯复辟、 张勋复辟，而到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则有名曰“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但它背弃马克思学说，将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长期专政，则不可避免地，先是蜕变为共产党专政。然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后向集体领导体制反攻倒算，发动“文革”而建立其个人专政，直到其晚年，企图以“革命”之名义建立二代毛家王朝，终于未能成功。
名为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 而个人崇拜引导下的个人专政也隐藏其中，只不过，个人专政发展到鼎盛之际，显露出毛家王朝传承的迹象，结果失败。然而，此后再重建一党专政，看上去反而似乎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实在具有讽刺意味。直到现在，一些执著的人们仍不承认“毛氏天下”已经失败，还要另立新的毛家党，接续毛泽东领导下中共十大的香火，可见历史惯性之沉重。
不仅如此。毛氏王朝失败，其实也有很大偶然性。 毛泽东对其身后王朝高层的安排，仍透出他的老练，要毛氏家人与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合作，也就是，其策略为排除尖锐对立的两极（老帅与张春桥、王洪文等），以避免政局不稳，重要的是团结、依靠党政官僚集团，不可四面树敌。但是，江青等人终究还是倚重张春桥等人，对华国锋则咄咄逼人，这样，就驱使官僚集团与老帅们联手，击败了毛氏激进集团。
可以说，激进派本身的失误造成了他们的失败， 而这一发展为市场经济扫除了一大障碍，但毕竟是险中取胜。
况且，类似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人们注意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晚清统治者推行立宪改革， 实际上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同时，其统治仍具实力基础，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问题是，清政府自己犯下大错，而且错得都有道理──大错之一，把权力从汉人手里收到满人手里，将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出现的“内轻外重”和“汉重满轻”局面再度扭转，其典型表现是成立“皇族内阁”，尽管皇族中的政治改革派掌权，却失去人心。大错之二，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把地方先前争取到的路权矿权全都收回。据说，地方办铁路多年，鲜有成效，不如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地方争到了这些权力，在中国社会里意味着进步，倒退就失去了人心。所谓人心，实为地方士绅之心。专制中国之社会基础即为士绅，士绅变心，则专制岌岌可危。
从戊戌到辛亥，十几年时间里，深层的变化就跃过了临界点了么？ 更进一步说，1911年4月，革命党人倾其人力、财力、物力，精心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结果却一败涂地，而半年后，新军官兵一时冲动，爆发武昌起义，居然就一下子成功，而且全国响应，帝国瞬间崩塌。这难道就是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变化而直接导演的革命么？显然，不是这样。
那么，这就是说，历史规律之类，其实没什么大关系， 只要统治者不犯下大错，其统治就千秋万代地“可持续”，就“万万岁”？应该说，也并非如此。
当然，中国共产党，及其御用学者们，很是想论证出这样的结论， 很希望客观的必然性就是如此。所谓“执政能力”云云，所谓“和谐社会”之类，大体就是说，即使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那经济变化岂奈我何？只要共产党执政能力非凡，只要共产党驾驭了经济增长，只要在共产党控制下呈现一派“和谐”表象，共产党专政当然就可以“万万岁”。
为党说话，自然就是这样一个说法。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偏偏不是局限于一党一派的思想家， 他们的信念，是“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按其思路，笔者以为，可以讲出另外一番道理。
社会经济的深层变化，会造成一种客观必然性。具体而言， 生产力的性质改变了，例如，从手工到机械化、到电气化，再到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这时，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会起变化，在社会中的关系会起变化，时尚与道德等等文化氛围，也会起变化。如果统治者很愚蠢，犯下大错的机率就高，而即使他们并不愚蠢，但还是习惯于其老传统，那些维护传统之举动，也会显得不合时宜──过去的正确，现在成了错误，对此越是缺乏意识，越是基于过去的所谓经验丰富，犯错误的机率就越高。
在事变背后，必然性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它把各种偶然性搅成一团，人们不由得眼花缭乱。必然性似乎很神秘，而偶然性往往更显得神秘。在这里，不仅在于事过境迁，“正确”与“错误”之间的转换，让那些套中人实在莫名其妙，而且在于，统治当局犯下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错误，却一点儿也说不定，其中哪个错误，恰巧成为致命的错误。
二
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到进入21世纪的时候，仍然相当稳固， 而且，它有它的一套独特的理论，还有一班御用学者不断为其修饰打扮，使得它那一党专政，看上去简直就成了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
怪不得号称“特殊材料制成的”，果然非同凡响。
一般认为，民主政治是最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政治形态。 当今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即使保留着某种过去的体制，如英国、日本那样保留着皇室，也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在政治生活中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人类生产活动中出现剩余产品，就出现了私有产权， 同时也就出现了产品交换，逐渐地形成了市场。不过，在自然经济中，市场经济处于从属地位，直到近代，工业革命促成了大规模的生产与消费，市场经济才成为主导的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之上的国家，一般为专制国家，而东方社会，因为土地是“ 莫非王土”的国有土地，其专制程度远高于西方社会。中国的情况较为复杂，其土地制度基于国有，但允许私有，而且允许土地买卖，表现出复杂的多元性和弹性，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超稳定结构”，专制制度长期持续下来。由此也可以看出，一种体制，倘若它纯之又纯，则弹性或韧性不足，很难持久生存，反之，它若能最大限度地包容，融汇其它体制的一些因素于其中，则可持续生存及发展的能力也就比较强。
显然，市场经济本身，适应性很强，弹性很大， 它可以在自然经济卵翼下生存发展数千年，而一旦它跃居支配地位，也没有小家子气地排斥其它。它自身在发展中孕育着计划方式，但也包容以行政力量推动的计划体制，同时，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开明，不对市场斩尽杀绝，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军事独裁，也可以对君主制或变相君主制高抬贵手。
但是，条件毕竟是一定程度的开明，这开不得玩笑的。那就是说， 无论是犯大错，甚至倒行逆施，都有其限度。若任意胡来，就是自讨苦吃。况且，市场经济发展越是深入，越是发达起来，市场规则通行起来，则犯错的空间就愈益缩小。
自下而上的武装反抗，甚至权力易手、改朝换代， 而市场经济尚未发展起来，则新政权和新领导人终究不可避免要回到传统的轨道。不说陈胜吴广，也不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即使中国共产党这样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即使毛泽东那样气吞山河的一代风流人物，还不是悄悄地走回到专制国家、专制帝王的路上去了？
但是，进入到20世纪，情况毕竟在起变化。一次大战之际， 市场经济全球化之趋势还很微弱，但毕竟列强无暇顾及，中国民族经济就迎来一个“黄金时期”。到二次大战后，全球化浪潮渐渐涌起。其时，尽管中共以其指令性计划为特色的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压抑市场，尽管中共不断搅起政治运动，但中国终于进入长期和平发展时期，而其指令计划也终究建立在市场之上，无法完全铲除市场。毛泽东到晚年时不由得叹息，新中国走过了20多年，即使经历了“文革”洗礼，还是“与旧社会差不多”。这表明，确实形势比人强。
中共现在气壮如牛，也同样是以市场化、资本化， 以市场化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为它的底气。中共政权前30年，有陈云为首的经济官僚，有周恩来为首的行政官僚，堪称人才济济，而其运作平台则是政治运动＋计划体制，纵有天大本事，经济还是走到濒于崩溃之边缘。而后30年，即使先后打倒了胡耀邦、赵紫阳，在“六四”之后还是接受了市场经济，加入了WTO，使得中国经济得以依托众多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本化，以及国际市场，展现持续的高增长过程。江泽民在邓小平逼迫下接受市场经济，朱镕基顺势而为，推波助澜，胡锦涛这样的平庸政治家才有机会坐享其成。
反过来看，中共悍然镇压八九民运， 其残暴远远超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直追清王朝，然而，毕竟它在1980年代表现相当开明，而镇压之后也随即重申“十三大路线不变”，后来又进而接受市场经济，于是安然度过了那一段不大稳定的时期。
同样不能不注意的是，经济与社会向市场化发展， 革命及其方式也在变化。
清政府犯下大错而惹出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当时， 除了这样的兵变和全国响应，大概很难有其它方式可以推翻清帝国。而“六四”镇压，邓小平等人也同样担心引起兵变，戒严部队的组织堪比一次大战役的作战调动。不过，中共高层的分裂只是初显端倪，而各个政府机构、团体，以及各地方政府，人们尽管普遍同情抗议的学生，但还远不可能响应一次推翻中共统治的革命。当时，实际希望渺茫却富于政治价值的，是所谓“六二○”道路，即“民间力量以和平抗议方式施压，最后通过人大常委会开会，来解决政治分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陈子明语），而这已经与过去的农民起义以及辛亥革命、中共的革命，都很不相同。
新的革命不再以改朝换代式的权力更迭为目标， 它要求民众有其权利，实际则以经济和社会的和平演变为基础。可以推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主义革命定义为“多数人的革命”，实际上就是考虑到，进入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已经不大可能以巴黎公社式的起义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来的共产党文献中，所谓资本主义出现“总危机”而导致革命，也只是一种教条式的虚构。现实的发展是，工人政党必须学会、必须参与议会政治，必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恩格斯觉得，看上去是与先前倒了过来，现在是革命者坚持合法斗争，而统治者则试图迫使革命者走上街头而启动镇压。这样，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就渐渐消失，因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往往仍需要采用暴力方式，而多数人自己来实现革命，对暴力的需要就会大为降低。这样，革命的酝酿过程，即为和平演变，亦即，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权利、争取权利、掌握和运用权利的过程，而传统所谓“出现革命形势”，这时即为发生民权运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了“不断革命”之后，民主政治与民权运动， 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视野。中国共产党对此虽然不大清楚，但也不大在乎。它毕竟政治经验丰富，一旦取得了政权，即意识到阶级专政须转为一党专政，同时也意识到，民众权利实为其一党专政之潜在威胁。因而，它站在专制的立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吸取国民党的教训，即对其自身成长所依靠的那些权利和自由，一概加以严厉的限制，不能容忍任何反对党出现在它的视野之中。于是，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之路，就成为一条布满荆棘之路，到处是陷阱，到处是绝地。
然而，中共即使在计划体制时期也不能不容许市场经济存在， 到改革开放时期，更进一步走到不能不接受市场经济，就把它自己置于一个颇有几分尴尬的境地。它一向都很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它现在必须割裂经济与政治，人们形象地谓之曰“打左灯，向右走”──它不能不逐渐地放松对经济自由的控制，放松对企业社会的控制，也不能不容忍资产阶级再次出现，而在政治上，则严格控制，将公民权利尽量地归在“西方民主”名下，甚至干脆摆出反对“普世价值”的姿态，为其一党专政而与人民为敌。中共的御用学者房宁干脆宣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不认同“天赋人权”理念，言外之意很清楚，“天赋王权”尽管古老，但他们很会与时俱进，让它进化到“天赋党权”并不困难。
这样一来， 中国共产党进入到一个其政治与现实经济脱节的绝妙境地。
“天赋人权”也很古老，然而，在近代乃至现代， 因为市场经济从长期的附属地位进入到支配地位，这古老的观念一跃而成为现代观念，具有了普世价值，而“天赋王权”则逐渐没落。特别是，市场经济本性为全球性经济形态，在其全球化进程中咄咄逼人地从西方向东方蔓延。“天赋王权”对抗“天赋人权”，或早或晚总是失败。中共祭出它的“天赋党权”，尽管不无新颖之处，它自己也得意地自诩它所谓“创新理论”，却是一种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的错误尝试。基于如此大错，它的犯错机率就空前增加了。
三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共产党很顽强，或曰很顽固， 过去它或许还比较在意“批评与自我批评”，而现在，自恃实力渐渐雄厚，脾气就大了起来。它容不得异议，听不得批评，经常表现得“理不直但气很壮”，人们越是批评它这样或那样不对，它越是坚持要这样或那样，还要将其“进行到底”。
──从1980年代初确定“干部子弟接班”之“国策”，到形成“ 太子党”，成为权贵阶层中一个特殊集团，可以与毛氏王朝相媲美。民众极其反感，中共则我行我素。
──将计划生育之国策，极端化为强制实行“一胎化”，至今， 改变这一国策的实施方式仍然受到既得利益集团抵制、阻碍。
──基于高层政治交易，以及行业集团的利益，强行上马三峡工程， 继黄河之后，长江再遭毒手。
──改革开放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而投资主导增长的方式， 在国有体制支配下得以延续，且借助全球金融危机之力，以“国进民退”或“再国有化”逆转市场化进程。
──“再国有化”实际在改革之初即通过城市土地国有而开始， 在改革中借助土地资本化而将巨额财富集中于政府之手，实施普遍的强制拆迁，推动房价疯狂上涨。
──以“市场化”为名，推卸政府对教育、医疗作为公共品的责任， 致使两大服务行业畸形发展，矛盾错综复杂。
……
重判刘晓波，发生在“上层建筑”，尽管知情的人们有限，毕竟“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中共仍表现得如临大敌。而上述的情况，矛盾冲突在社会中更为广泛，却须日积月累，才能出现较大的影响或反应。
对国内民众之言论、出版、结社、示威游行， 以及选举与被选举等各项权利的严厉控制，使中国社会在共产党治下60年仍维持“一盘散沙”特性，使民众在社会矛盾冲突中居于弱势地位，对党权支配下的行政滥权无能为力。
不过，冲突激化的情况正日渐增多， 政府在压力下做出蛮横反应的趋向，也愈益明显。对互联网的控制即为其中之一，这相对于重判刘晓波，尽管也很“上层建筑”，却已是更多地向“基础面”移动。而乳制品中检出三聚氰胺，从公认标准为“不得检出”，到默认可检出而只是“不允许超标”，再到轻飘飘问责而蛮横对待受害民众，则在“基础面”造成深刻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事情，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汇集起来，其焦点是，对中共及其政府的很深的不信任。
蔓延开来的不信任感，是近年来社会中的一个特点。 当胡锦涛接替江泽民之际，特别是江泽民长期当权且交班时玩弄保留权力的手腕，致使许多人对“胡温新政”抱着希望。而今，对胡温的嘲弄也已出现，只是不象当年对江某那样刻薄，而对胡锦涛的后任，乃至后后任，则类似当年的希望，人们现在是谨慎得多了。这是中共消耗其社会基础的明显迹象，同时也意味着，对其犯大错的容忍度，在迅速下降。
或许，这样的分析对于中共可以是某种警示，促使它有所收敛， 但是，它的“闻过则喜”比较特别，乃表现出“越说我这样不好，我越这样”的涵义，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它是否合乎规律地表现愚蠢，只须注意规律受其影响而变形的特殊性，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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