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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
在当今中国，“以言治罪”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未经牢狱之灾的异见人士，已为数不多。看守所生活几乎成为每一位向往自由的人权斗士之必修课。如今，我所经历的看守所岁月仍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2001年8月13日，在一个夕阳残辉的傍晚，暮色镀在两辆乳白色的警车上显得格外耀眼。我被这两辆警车一前一后裹挟着，奔向一场早已注定的牢狱灾难。
这晚，我迈进看守所内勤大门，先是在二楼中间的管教值班办公室登记，接着由“小劳”（即已判刑留在所里服刑的短期犯人，负责廊内勤杂工作）搜身，抽了腰带，然后由一位队长带进楼廊。
按看守所惯例，凡入所人员，前几天都要先进“过渡号”。这“过渡号”要“教育”新入所者懂得规矩，背诵悬挂着的监规及行为规范，然后再分配到各个监室去。每个监室都有个“老大”，警方给他们的学名叫“读报员”，又叫号长，负责监室秩序和生产劳动。新入过渡号的人员，首先要接受老大的盘问，“交待”来历与案情。然后被拥进室内厕所，扒光衣服泼冷水，泼多少盆，要看老大的眼色，即使三九天也不例外。乖巧些的，免得挨打，否则老大扶持的打手们，便拳脚相加。
新来者还要先学会擦洗厕所，蹲下小便，明白自己坐在什么位置上，连放屁都要先向老大报告。室内的一切用具，都是分等级的，老大就有专用碗盆。谁如果不懂规矩错用了，就要受皮肉之苦。监室日常生活都有明确分工，谁打扫监室，谁整放被褥，谁打饭分饭，都不能乱动。号内不管谁家送来被褥、衣物、食品，都要由老大先挑，其次是打手们的。狱内秩序有条不紊。
但我此次入所未进过渡号，队长把我直接送及廊西头的205号小监室。这监室对面就是队长办公室，便于重点监控。
当时正置盛夏。我一迈进205监室，一股腥臭、闷热的气氛扑面而来。我望着这不足十平米的狭窄监室，满屋堆放着犯人们刚加工好的纸带，床上地下十几个小鬼似的光头犯人，袒胸露背，雕龙画虎，有的戴着死刑脚镣，正凶猛地吸烟，直呛得我两眼冒泪，脑子轰地就炸开了。那种烟熏火燎，暴满杂乱，憋气闷人的感觉终生难忘。
在这狭窄监室的一角，由玻璃隔断出个1平米左右的小厕所，离地仅有尺高的大床，占据了整个屋子，仅余下可供走路的转道，来回不过三四步，还要堆满加工活，令人无处插脚。由于屋内酷热难耐，在押人员全光着身子，仅穿条三角裤头。尽管悬挂半空的风扇日夜不停地转着，但室内封闭，仍驱不走人满为患，密不透气的闷热，
因我长期患有失眠症，在如此人挤人的通床上，根本无法入睡，因而入号的第一反应，是要求在床边上休息。本来床上仅能睡下6-7人，按监室规矩，新入所的只能睡在地上，一天天熬着他人判刑发送走后，才能上床。
大家为了匆匆吃顿晚饭，把满屋子的加工活，清理到四边，腾出床中央的空场，又把一盆黑面馒头与半桶连皮带泥的清水土豆片端了上来，各按严格的等级落座。老大坐最里面的正中，身边围着他照顾或充当打手的几个，其他再依此向外排，而一些新来者或外地盲流，则是伺候床上的，只能蹲在地上吃饭。
如今的看守所，较以前会做在押人的生意了。他们鼓励他们的家属、朋友来所买食品，送“给养”或钱，让犯人们在所里消费。但监室里不管谁送的钱、物，一律归老大统一支配使用。就餐时老大吃送来的最好食品，顿顿有肉食罐头，也分给周围的几个一点，自己不用花一文钱。那些处于劣势的嫌犯，即使进了钱、物，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享用。在里面有些关系的人，还常常通过所里管事的带进些新鲜食品及烟酒，也都是要先孝敬老大的。
监室吃过晚饭后，室内一大堆的人利用饭后的暂短时间，发疯似的吸烟，那间小小的监室，10几个人同时喷烟吐雾，仿佛一张张不断扩大的蜘蛛网，无孔不入地在室内爬动，久久不散，直熏得我头昏眼花，喘不上气来。那气味焦心辣眼，炝得我直冒眼泪,但咫尺牢房，无处躲避。我只觉得气管如被卡住了一样，心脏上压着沉重的磨盘，窒息得真想撕裂胸膛。我被迫钻进屋内堵起一角的厕所，大口大口地呼吸，那怕是臭气和臊气，只要不是烟就好。在如此环境中窒息，简直是一种比灌辣椒水、坐老虎椅更残酷的刑罚。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患上了像恐惧夜的到来睡不着觉一样，害怕每一声打火机的声响。每当我看到号内打火机跳出蓝色火焰，便不由自主地出现胸闷气短，恶心呕吐等条件反射。
本来牢房封闭，室小人多，按监狱规定是禁止吸烟的，打火机也属违禁品。但在一切“向钱看”的中华大地上，腐败的浪潮袭击了每一个角落。看守所正好借机大发嫌犯的财。他们大批购进低价假烟，再高价卖给他们，且没有丝毫税费。所里香烟大批积压时，他们便放出风说为应付上级检查，将停止卖烟。于是各号便大肆买烟，积压在号里，因此抽烟是青岛看守所监室里最大的灾难。
入所第一天，我挣扎着熬过晚饭后密集吸烟的高潮，嫌犯们便又开始紧张地干活。看守所里流行一句话“宁可闲着骡子马，也不闲着犯人耍 ”。那天晚上加工活特多，他们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4时。我不干活，但只能卷曲在屋子的一角上，根本无法休息。这时天色快要放亮了，大伙也顾不得铺被褥，横七竖八，东倒西歪地躺了满床、满地，有的坐在那里便打起呼噜，室内鼾声一片。只有我头剧烈地疼痛，眼球胀得似要鼓起来。
很庆幸，有一天活少。夜幕降临前，监室里便干完了所有的活，晚9点钟一拉就寝铃，监室里就铺了床。这可是狱内难得的一个清闲夜。我本想早早休息一下，更希望他们也能早早休息，才能停止吸烟。但在押人员大都心理变态，床一铺下，老大便与一些能打能闹的人，开始欺凌、折磨他人取乐。他们就像群狼戏羊似的，围堵那些弱者寻开心。这205号监室，自己发明的惩罚、折磨人的“刑罚”有20多种，主要用于平时惩罚犯了错或不听指令的人，有时也用于空闲时取乐。这些刑罚有：“开飞机”，让人弯下身，把头低在裤裆里，两手扬起，翻扶在门框上，嘴里要发出飞机的声音，不断地报飞经的地点；“常娥奔月”，单腿独立，伸出手臂托一碗水；“抠板筋”，大拇指抠进颈下的梭子骨里；夹奶头，用指甲卡乳头；“滚石榴”，握紧拳头满头满身滚动；“按酸枣”，狠压鼻头；“八带蛸”用手掌抓大腿上的肉等，有的惨不忍睹。205号监室，在楼头上，管教们下班后，值班人员也很少走过来，所以他们就没命地折磨人取乐。当时监室里有个绰号“福建”的外地人，就是因受不了这些刑罚而请求调号，但却不敢说明缘由，否则调到哪个监室都要挨打。所内所有监室的老大都是相通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些人被折磨的死去活来，一些人却又乐的前仰后歪。那些受折磨的人一旦得势，又用同样的方法折磨后来的人。他们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谁也无法睡觉，直到几个打手们不想玩了为止。监狱内的老大，又称为号长，是不干活的。他们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只要一合眼，坐在那里都能打起呼噜。
这一晚，我卷曲在床沿上，红肿着眼，焦灼、烦躁地苦盼他们停止折腾。直到老大想睡觉了为止。老大一落枕，便燃起一颗烟，身旁就有两个专门饲候着的，为他做全身按摩，最后再抱着他的脚，揉着他睡去。这是我进看守所最看不惯的事情，但狱警们却熟视无睹。
按看守所里的规定，每晚室内都要有嫌犯轮流值班，不能睡觉，一夜四班倒。每班两人，这是看守所让嫌犯自己监控自己的制度。按说监控是狱警的职责，不允许在押人员代替。但管教们却依赖嫌犯自己监控自己，他们才可以偷闲。因此如果嫌犯当班时打盹被他们发现，轻则要把头伸出小窗挨棍子或皮管子，重则要把手反铐在铁门上一夜。值夜班的狱警每二个小时巡视一次，敲门督促号内交接班。而每班起来的人，都要先到厕所洗涮、洗衣服等，室内的灯光和声响彻夜不断，即使监室内不干活，也无人折腾，对我这样的失眠患者来说，也根本无法就寝。
我越是睡不着就越想睡，越想睡就越怕睡不着，越怕睡不着大脑就越紧张。我被这种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魔圈似的重重缠绕着，在床沿上翻来覆去，躺下坐起来，坐起来又躺下，枕着的也拐扭，铺着的也别扭。紧挨着我的是号里唯一一个带脚镣的死刑犯。他也时常夜里面对死亡的威胁翻来复去，脚镣哗哗啦啦地响，伴着室内如雷般的呼噜，好似一锤锤重击我已经崩得很紧了的神经。
夜对囚徒们来说，恰恰是暂时的忘却、安息和放松的时候。梦是失去自由的人，在高度心理压力下神经得以休整、调剂的摇篮；睡觉对在押犯可谓是最大的幸福。但命运之神对待我的不公，恰恰也正在于它剥夺了一个陷于深重苦难的人，唯一可得的夜晚的宁静，以展示命运之于我的惩罚是最最彻底、完整和不留任何角落可以依靠的。灾难是在用夜来咀嚼我的神经，粉碎我的意志，煎熬我的心血。夜对我来说，太残忍，太苦难，也太漫长了，每一秒，每一分都像是度日如年的煎熬。我每天夜里都望着漆黑的天空，渐渐泛起鱼肚般的光亮，如同地球绕行了太阳一周。那感觉就像被劫持在命运之磨的夹缝中旋转、碾压。我只好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咬紧牙关，坚强地挺着。每当我喘不动气时，便把脸紧贴在铁窗缝上，大口大后地吸气。我向每个夜晚宣战，睡不着觉，我就思考、写作，把无穷的想象，撒满天空，星星般地彻夜闪亮。我倒要测试测试，大脑这停不下的精神风轮，究竟能持继多久？
最终，看守所里的漫长之夜，成为了我这囚徒的俘虏。由于体力和精神过于疲劳，我隔三差五地就能睡上一觉。我这才幡然省悟：人生面对无可逆转的灾难时，只有挺着。挺着就是战斗。再漫长的折磨，都要忍耐。只要你咬紧牙关往前走，再大的苦难都会如同貌似钢玻璃的冰层，在你坚定踏去的身后，一片片地粉碎。当我们再回过头时，你已然是个真正的胜利者了。难狱之下，我用耗尽心血的代价，诠解了生命的意义。这意义便是命运之磨，碾出的飘着香味的豆浆。
2002年9月10日下午2时30分，秋阳灿烂。我在被关押了一年又一月之后，双手戴着“共和国”沉重的手铐，在法警的伴同下，静静地走上了法庭。最终，我因8篇不同政见文章，被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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