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根最重的稻草：房地产决定中共寿数

周新邦


电视剧《蜗居》被停播，透露出这样几个敏感问题：一是中国的“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其实是在保房地产的增长与房地产业的稳定；二是房地产商、政府、炒房族以及房奴一并表演着一幕表面繁华实际很哀痛的悲剧，不过眼下他们暂时起着稳定中国的作用；三是由官商勾结在一起的房地产经济，一旦崩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一并爆发，比单单经济问题爆发更严重。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所讲“社会溃败对中国已构成最大的威胁”，背后之意正是“来自权力的失控和失控的权力与市场因素的畸形结合”。别小看“房地产”这三个字，可是中共最后的命门，房地产就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资产，“科学发展观”也好，“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也好，都是次等议题，以前说“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房地产还能撑多久”。

各级财政沦为卖地财政，政府也随之成为卖地政府，一个庞大的中共党、政、军机构，却要靠不可再生的有限的土地资源来支撑，危险也就在这里。据2010年1月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杭州上海北京为全国卖地前三甲，2009年三城分别卖地收入：杭州1200亿元，上海992.63亿元，北京922.7亿元（1月8日《京华时报》）。土地本身不是金矿，但由于土地用于开发房地产，地价高了，房价随之水涨船高，于是“蜗居”主角——房奴族和炒房族就成为城市中最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他们符合吴敬琏所说“按照税务局的统计是年薪12万以上就是富人”的中产阶级标准，这些人往往不管国家利益怎么样，但他们认为自己的房子比国家更重要。其中的房奴目标更直接，他们惟一的期望就是还清房贷，早日住上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安安稳稳过一生；而对于炒房族，则是盼着房价越涨越高，他们就可以炒更高的价格，赚更多的钱；政府也是这种心态，房价高，政府收入就高，于是各级党和政府利益最大化，房地产优先，一个个共产党政府就变身成为一个个卖地政府、房地产老板背后的大老板、助推高房价的资本家政府——他们才不愿意想到房地产早晚会溃败呢。

由于房地产的强力支撑，似乎金融危机也伤不了中共的一根毫毛，与房地产捆绑在一起的政府，就像打了强心剂的病人一样，不可一世，投资基础建设，动辄数千亿，“三公”（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消费）每年至少耗资6000亿或9000亿，这样的“史上最牛政府”却不肯为全民医疗买单，更做不到为全民12年义务教育买单，资本家政府终不会成为公民政府，危险也就与日俱增了。

房地产被称为政治问题，要命之处就是房地产的畸形发展，使中共陷入“前怕狼后怕虎，中间怕老鼠”的困境，由于中国政治是专制政治，经济是权贵资本主义，官民贫富差距很大，中共指望房地产带动经济，眼下已证明民众口袋里没有钱购买房产，腐败成本及运营成本畸高的房地产将无法维持下去，房地产倒了，政府焉能不倒？这是其一。中共或许自信六十年都过关了，但问题偏偏出在第六十一年之际或此后，全国各级政府强拆民房如火如荼，但民众的维权抗议也是风起云涌，公民力量尽管不能用民主政治、司法独立来遏制官员本能的权力冲动，但上海有投掷燃烧瓶抵制强拆，成都有唐福珍以自焚方式死命抗议强拆，以及日益强大的互联网舆论推波助澜，对抗日益嚣张的既得强势集团，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从维权到争人权，步步紧逼。仅仅维权一方，势力还很单薄，但公民意识的觉醒至关重要，房奴和炒房族的参与势不可挡。这是其二。2010年之初，房地产已经出现不利的苗头，上海江浙等地出现退房潮，此风一涨，全国势必连锁反应。若是房奴不干了，就等于房奴进入了解放区，“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一旦中产阶级不再把对未来幸福的期望建立了一套房子上面，就是公民社会开启的时代到了。包括房奴在内的中产阶级原本并非关注房子，而是被逼无奈，现在房子的事情若成为“城南旧事”，他们不可避免地去“事事关心”，争取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了，人权是所有人都要争取的人权，包括警察和法官们，一个社会不公正、不景气，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所以需要建立公平公正的公民社会，人人有责，而中共坚持靠房地产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的策略也就失效了，中共的好景也就不长了。

经济上，看似“国进民退”，实际上这个“国”无一不是权贵之国，从土地、矿山、森林、草原、企业，到官员升迁人事制度、普通百姓的全部生存所用，无不如同私人资产一样由官员决定，官商勾结就是在这样一个无成本或低成本践踏法律与市场秩序的土壤上才得以滋生、蔓延的。在这样的不利局面下，仿佛一根又一根稻草压下来，但这些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中共还在勉强支撑。而进入2010年，就要看房地产几时崩溃，一旦房地产崩溃，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倒骆驼之日。骆驼倒了，最为紧迫的问题也就可以摆上台面，一是强化法治，而二是建立民主政治。民主政治足以遏制官员本能的权力冲动，而建立公民社会可以促进民主政治，又会反过来推动法治的深入与持久，虽然这样中共就没救了，但中国也就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