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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
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北京共识”是个热门话题。
因为中国2009年GDP“保八”成功，国内有一批官员和学者也开始响应2004年由《时代》杂志前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中国特色？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细节之前，不妨先来观察这么一个国家，它具有下列特征：政府储蓄率在六年之内增加了1倍；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资；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十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三分之一。
如果你认为这是在讲中国，你没有全错。2009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披露政府储蓄在1992年占GDP的4.4％，2007年该比例提升至8.1％，增长近1倍。虽然中国收入分配不均世人皆知，但之前很多学者认为只要能够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基尼系数接近拉美无关紧要。
国内外有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都持肯定态度，“国进民退”和多年来偏重外资轻视私营资本，也都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巴西奇迹？
但实际上，上面提到的国家并非中国，而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
1964年－1988年巴西是军政府执政，巴西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它施行高税收政策，然后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它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价格征收土地。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的经济飞速增长。1968年－1974年，巴西每年GDP增长11.4％，和中国非常相似，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GDP的奇迹。
中国现在的状况和成绩巴西那时都有，所以不能产生一种幻觉，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世纪”和“北京共识”的赞誉只是针对中国的。要知道，当时很多评论家预言巴西将成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
但巴西后来的发展如何？20世纪70年代中到21世纪初，巴西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宁，整个80年代GDP增长为零，被拉美学者称作“丢失的十年”。
巴西在上世纪50年代初人均GDP相当于台湾地区和南韩的2倍多，到现在约四分之一不到。八九十年代高度通胀，多次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政治上也不稳定。
20世纪60年代，巴西的国家导向的经济模式给它的经济和社会留下无穷后患。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为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
巴西政府越俎代庖，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干涉经济，第一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 第二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
巴西30几年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就业率低，结果是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是美国的5倍。
虽然巴西多年对外资有偏好政策，但因社会治安差反而使外国公司不愿投资。但国外银行愿意远距离地进行间接投资——借债，助长了巴西的外债危机。
成功模式？
会有人说这是个成功的模式吗？
在“国进民退”的大环境中，我们应该牢记巴西的经验和教训。过去学界对中国收入分配拉美化讨论得较多，但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
有些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70年代中期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也恰是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就稳定下来了。
而东亚模式是真正经济成功的模式，拉美模式则是经济失败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部分官员和学者执意要用不成功的经济模式来支持收入分配不公，却刻意完全忽视成功的经济模式，不知道是何道理。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巴西当时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落后于GDP的增长。这个问题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非常严重。
2003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所上升，应该肯定现任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相当的资源加强社保。在2009年的4万亿元刺激措施出台之前，中国经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在淡化中国经济的拉美化色彩。
但是，伴随着4万亿元刺激措施的“国进民退”可能会使我们前功尽弃。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后，一般会扩大投资，增大国家的生产能力。因为国有企业统治了上游行业，其扩张必须有下游行业的需求支持。
地方政府在这里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它们通过刺激房地产提供了这个需求。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和积极性是完全一致的。但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发展是一种行政性的而非市场行为。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用政治手段严重压低土地资产的收购价格，再用市场价转让给开发商。
这种套利行为虽然给地方政府带来红利，但是没有帮助家庭收入增长。虽然大规模的城建运动会在建筑行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是短期的、临时性的。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将马上看到“国进民退”对中国就业和收入分配的严重打击。
所以，中国应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2003年以来的巴西经验可以参照，将国企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减弱国企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
（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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