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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
胡锦涛倡导“八荣八耻”，但口号治国对公权不可能产生约束力和感染力。已有太多的论据表明，胡温主政中国的这个时代，公权的无耻演绎到了极致，各种国家机器及律法时常处于瘫痪状态，中国社会正呈现全面的道德滑波。
因为无耻，所以公共权力也就往往不再懂得什么叫作秉持公正。树有树的形状，竹有竹的风骨，但在极权统治之下，在暴政所伪造的“和谐社会”，越来越多的公权行使者正在显露人类兽性的一面，以致几乎不再有了人的风骨。
于是“伟大的首都”成了访民的又一块伤心地；于是暴力强拆虽不断酿成血案，唐福珍们甚至以死抗争，也阻止不了官商勾结，并让司法稍微保有尊严；于是“天子脚下”照样能公然强拆，并催生了长安街上这次的游行抗议……
“卖地政府”利益当前，不惜掠夺百姓家园。民怨沸腾，高居庙堂者不是拍案而起，不是追究责任，让正义的法槌敲响，以抒民愤，而是想到了敷衍民意，兜售“纸上的权利”，和国人玩儿文字游戏，“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
而且公然下套，美其名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何谓“国有”？一党独大之下，所谓“国有”亦即“党有”！许多私有物权沐雨经霜年深岁久，在共党的卵泡尚未形成之时就已存在，而今也能装进“国有”框内。
如此，不论暴力强拆会伴随怎样的惨烈，不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怎么玩弄文字游戏，党天下的掠夺和被掠夺仍将延续。一如北京这次的强拆现场，公权往后还将无耻地沦为富豪的家丁，法治精神也将继续蒙羞。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铜臭格局之下，无新闻自由和网络自由，无有效监督机制和权力制衡，中国社会难于净化，大面积权力寻租现象必然呈现。屏障全无，又如何能让公权保全处子之身？又怎能不伴生公权的无耻和妄为？
所以胡锦涛所说的“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惩处”，纯属废话，效用在将自己与腐败撇清。在巨大的生存压力步步逼近、对付不了医院账单病患就得愤而等死的年月，贪腐会东冲西决，公权的无耻将以各种形式显现。
在事实上的人治社会，温家宝一语惊人：“我明确地讲，中国是法治国家……”故公权无耻得更甚，因为哪怕丧尽天良或行政不作为，也有“法治”背黑锅。故“人心日丧其廉耻，渐至消亡，安得有讲名节之大人，光争日月？”
而胡锦涛所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公权再次成为废话。传唱了几千年的为官准则“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胡锦涛时代也画符失效，永无灵验。人治社会，由“法治”为民解忧涤烦！
而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在哪里呢？京城数目如此之众的访民，可曾感受到法治的光辉为他们划亮了漫无边际的夜空？温家宝亲手签署的《信访条例》，衍生了多少公权的无耻和不作为，导致多少冤民含冤负屈，温大人会一无所知？
公权的妄为与无耻是形影不离的孪生姊妹。正因为胡锦涛时代公权的无耻演绎到了极致，公权的妄为泛滥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所以伪“和谐社会”也才会慌不择路，一方面破罐子破摔，一方面专制更甚，并百般掩盖无德无能。
胡锦涛时代在以行为暴力的方式封堵言路，这是任何人也抹不去的事实，亦为公权无耻的一大彰显。文字上的事情当在文字上解决，要让中国走向复兴，就不能随意损毁任何群策群力的平台，这是常识。可这时代干了些什么呢？
古训有云：“心能辨是非，处事方能决断。人不忘廉耻，立身自不卑污。”在是与非、对与错面前，公共权力缺乏起码的认知和判断，何以处事决断并不忘廉耻？和杀人犯同穿一条连裆裤的政坛小丑，又何以“立身自不卑污”？
礼义廉耻四种道德规范在中国古代乃治国四纲。可在胡锦涛时代公权的无耻演绎到了极致的黑夜，在公然大兴文字狱面前，在血泪斑斑的强拆面前，在访民们的啼天哭地面前……长歌当哭，我问苍天：中国公权的礼义廉耻何在？
写于201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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