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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冉按：廖胡子亦武第十四次出国未果，《开放》三月号杂志做了个专辑，上有沙河老的《哀民生之多艰》、王怡的《廖亦武的肉体意义》，拙文亦忝列其中。杂志编辑蔡姐让我写写生活中的廖亦武，写一下他好耍的地方，写一下他的写作情形，不必拘于他出国事件上，于是便有《沧海横流却是谁？》这样的急就章。
其实老廖自己很会找乐子的，但他接受法广的这段采访：“我是百感交集，因为我的年纪也不小了，就是这么一大把岁数，还没有尝过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滋味，这的确是我人生的一种缺陷。”还是令我颇为感慨。2010年3月3日7：34分于成都
一：恐怖的廖饭桶
廖亦武是那种你见着，就觉得自卑的人，不是他道德高尚，而是与你相比，他立马“秃”显出来——用我常常对他的调笑就是“鸡立鹤群”——因为你有头发，他则是每日自剃光头。不特此也，他强大的肉体，引得学者王怡赞美他的“肉体意义”，连经历坎坷“反动生涯”的康正果先生也因此附和。你或许会说：怪了去了，肉体还有意义？佛家说，肉体是个臭皮囊，是烦恼的根源，还有什么意义可言？佛家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用在廖胡子身上有点欠妥。他那身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常常是拿来让别人烦恼的。
那颗光头像明显的犯罪记录也就罢了，关键是那副结实的身板一看就有令人防备被袭、顾影自怜的冲动。他在监狱里经历了非人的生活，其刑之酷，请大家看他的“活下去”三部曲。他几乎用尽一切手段，侥幸活着出来，于是他开始跟邪恶势力比赛。他的比赛方式与众不同，每天坚持洗冷澡，晚上坚持跑五公里。锻炼身体，比哪个活得更长，这当然不是廖亦武的发明。不管老廖看没看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但那里面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就是如此“自虐”的。老廖当然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撰出来的英雄，他不会莫名其妙地去实验睡铁钉床，把自己弄得满身是血。但老廖身上的英雄主义情结还是不少的，不过他这英雄主义不像拉赫美托夫那样，让你一看就明白。他的英雄主义情结，是以摔摆英雄的面目出现的。
早年的诗歌“三城”——《死城》、《黄城》、《幻城》以及《杂种》、《大循环》里长句子、大段落，你可以说他有话痨的病根，有许多新诗的散文化倾向，不少批评家都读得云里雾里，研究他的国保警察肯定头大是必然的。事实上，他从小边缘化的经历和苦难的历程，使得他将仅存的英雄主义情结反讽化。他不相信别人是英雄，当然也不会相信自己可以成为英雄，他认为那么多制造出来的英雄，使英雄像冥币一样超级贬值。这就像当许多人不管是赞美还是咬牙切齿地痛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早已视文革为一场巨大的行为艺术。他这个说法，或许会让正经的史学家暴跳如雷，但你要注意，他是作家，他不是在给后人制造正确的史学观念，他不是充满教化的史学老师，虽然连我都认为他应该正经点。
我们俩见面和喝酒的次数已难以统计，甫一见面，都是互相摔摆为乐。他称我“冉杂”——指我杂食（什么东西都能吃）、杂种（我的民族身份）、杂写（写东西门类广），甚至还有四川人贬称的“杂皮”之意——我则呼之为“廖饭桶”。然后就打趣他为了吃某顿饭，是饿了三天才来赴宴的。其实这都是他在监狱服刑期间，饭量不够、营养不足所导致的后遗症，何况他幼年时还经历过惨绝人寰的三年大饥饿呢？王怡曾说他那副全身长贼（读若罪）肉的身板，活生生把国保警察衬托为文弱书生，而自己则一跃成了身手矫键的擒拿好手。其实，我估计国保警察没和他一起过饭，否则要崩溃，因为会无限地增添国保们的自卑感。别说思想深度，别说正直的情怀，别说做人的底线，就是吃饭你都比不上，你还从哪个方面有机会是廖胡子的对手呢？
如果你觉得活着不惬意，觉得人生无趣，甚至想要自杀，那么我所开的方子便是请廖饭桶吃饭。那么你那种小布尔乔亚式的寻死觅活的心态就会荡然无存，你看他如此狼吞虎咽，让你感到活着是如此的美好，根本犯不着跟自己的肉体过不去。想起二十一年前我与他初次相识，他喝半瓶啤酒就茅山倾颓，而现在他却大饮特饮，有着更加惊人的大胃口，小杜那“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的时间常态和生命感伤，在他那里仿佛来了个破天慌的大倒退，岂不怪哉也么哥？
二：扒粪者如是说
学者康正果在为廖亦武的《地震疯人院》一书作序时，将他与美国二十世纪早期涌现出来的扒粪记者相提并论，这也让我想起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杰出的新闻评论家、传播学巨擘李普曼的同事——史蒂芬斯也是著名的扒粪记者，但廖胡子的扒粪经历明显有相当的特殊性。我藏书的事有幸被廖亦武所写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一书收入其中，当他知道我一直在研究和写作《中国告密史》时，就引用诗人石光华的话来调侃我：杀人之父、夺人之妻、断人财路、发人阴私，可谓人生四大恶。你所做的《中国告密史》就是在发人阴私，在做人间大恶事，还堂而皇之地自称曰研究，是何道理？他跟朋友之间就是这样，喜欢说反话开玩笑，其实这是骨子里的赞赏。
我不只是对廖亦武许多想法心知肚明，更重要的是，他就是个发四九后官方阴私的扒粪者。《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狱访谈录》、《中国地主访谈录》以及正在做基督徒访谈录《远东牧羊人》、八九六四参与者的《六四“暴徒”访谈录》等，无一不是发官方之阴私、揭独裁之老底、阐历史之真相的好作品。从小家庭几经颠踬，自己的生活亦很坎坷，底层和边缘的经历，注定了他不可能去写那些大言玄玄的颂圣文字。即便早期诗歌写作中偶有的歌颂文字也带有一种羞涩的谨慎，不像那些“歌德”老手一样肉麻、肆无忌惮，因此廖亦武的写作脉络虽非一以贯之，但却也是其来有自。
廖亦武对底层和冤狱等诸多受难者的关注，不像一些知识分子那些高高在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反省。而他和底层的灵与肉都不曾分离过，他本身就是底层和边缘的一部分，是受难者的一员，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的访谈录鲜活，有现场感，如临其境，听着他们那真切的述说，仿佛你也在受侮辱，灵与肉同受伤害。这也就是他的作品为什么获得那么多人的喜爱，容易引起如此多的人共鸣的原因。我们的苦难是如此深重，但中国大多数的写作者却避而不谈，视而不见，轻飘飘地放过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灾难。廖亦武不想放过这些他耳闻目睹的灾难，但他并不想做圣，所以做这些访谈时虽然对受访者有同情之理解，但他还是用嬉笑怒骂的方式来传达，以达到那些死板的控诉文字，所不能达到的鲜活惊悚效果，其深远长久的疼痛感，绝不亚于那些呼天抢地的文字。
中国是一个大粪坑，一群蛆在互相表扬，甘之如饴，唯独廖亦武要将其曝露出来。他在《证词》里说：“为了透彻准确地了解一种事物，你必须像苍蝇一般叮上去，嗡嗡声很讨厌，你得提防着吃巴掌。但你生来就是干这种脏活的，犹如远古的医生，通过尝人的粪便而知道时代的宿疾。”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个人、国家乃至民族的宿疾之所在，并尽情展示给大家看。一个人肉体如此颠沛流离，饱受折磨，灵魂却如此沸腾不止，从来没有停歇过，真可谓不同寻常。以前许多与他往来的人，乃至一同获罪的人，都在某种意义改“邪”归“正”了——当然每个人都有自行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只要不丧失做人底线即可——唯独他，不承认那曾经的酷刑，不忘记那曾经的折磨。
三：犯人的祖国
廖亦武因八九六四时朗诵《大屠杀》，写作《安魂曲》而入狱四年，后来经历家庭变故，生活无着，于是靠吹箫卖艺和偶尔发点文字过活。在大陆出版了阉割版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和主编的《沉沦的圣殿：70年代地下诗歌写照》之后，接下来他办过两期地下刊物《知识分子》，写过“活下去”三部曲，自然这一切都无法在大陆见光。
对于他的作品，我自然是无所不读的，但在这里我无法作论文式的总体评价。但我想说，看了他的作品，你对活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如此坚韧执著地反抗，会感到一丝欣慰，并有惭愧之感。他的反抗来得很早，早在八九年前写《幻城》时候，其起首诗行便说：“一些人像刽子手，一些人像待决的囚犯，／而你，身兼双重的角色。”而《杂种》里的：“我们是一群企图杀死水的鱼。”既有青春期的躁动，也对专制长期压抑的控诉。后来他将监狱里所写的诗作署名“亚缩”，编成一小册，名之曰《古拉格情歌》。“亚缩”就是压缩之意，在监狱里写蝇头一样的小字夹藏十分麻烦，要带出来更是难上加难，岂有不压缩之理？更何况身在不自由的地方，哪能畅所欲言，不压缩不含蓄，又何能躲过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搜索？
2008年法国玛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古拉格情歌》，易名为《犯人的祖国》。3月7日晚间他在小酒馆与民间音乐家欢庆一起演出后，为庆祝《犯人的祖国》出版，我们一帮老朋友如王怡、李亚东、蒋骥等一起喝夜酒，在酒桌上他妙语连狗。不知谁说到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论，廖胡子说：晓波就是他妈厉害，别人的理论是灰色的，他却把理论搞青了，一下就让人记得这块永远的疤痕。进而说到王怡和我的太太都信了教，他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他说王胖子他们安心之地是教堂，而对于我们来说，酒馆就是我们的教堂。接着打我的趣说，你狗日的冉杂就很鬼，你把老婆送进胖子他们的团契，自己却不进去，好出来喝酒玩耍，你这阴谋我改天一定要揭露你。我的婚姻弄不好，就是因为不善于像你一样先把老婆弄到胖子他们团契里去，原来你娃却是大得家庭婚姻生活的精髓。N多趣话，不一而足。
最后自然说到他新近出版的这本《犯人的祖国》，他更是感慨万端。廖胡子说，他妈的，好荒唐！五十岁了出了第一本公开的诗集，而这些我自己所写的诗却读不懂（因为是法文），我这个犯人的祖国，真是太他妈荒诞派了。
2010年2月16至17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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