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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倪萍作为委员与会，她对议案表决所取态度引起记者的兴趣，成为不少媒体追踪的热点。她说，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和“不给国家添乱”的考虑，任委员多年，表决时“从不反对或弃权”。记者说：政协委员应对政府起“民主监督”作用，您对表决“从不反对或弃权”，不免让人怀疑您的参政议政能力。倪萍答：“你想不出更高的招，就应该拥护。”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参政议政能力有限，“想不出更高的招”。她对中共一片痴情，认中共为父母。她对记者描绘说：就象一个家里一样，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也知道父母的难处，当然也知道父母的缺点。在难处、优点、缺点当中，你得体谅父母。看来，正是由于这种“父母情”、“子女爱”，所以表决时“从不反对或弃权”。这种驯服姿态，是党文化多年的教养培育出的，也是由不驯服者被判刑、被枪杀的现实从反面警告过的。她因为驯服，得到经济上、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好处，与因为不驯服（比如薛飞、杜宪）而被撤职、遭冷遇对比，她坚定了党是父母的信念。与倪萍可以比拟的是山西省农民代表申纪兰，她是开国后第一届到最近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届届与会，她说：我拥护共产党，所以表决时每次都是“从不反对或弃权”。这类顺民数以亿万计，成为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
对倪萍的顺民表现，有些人看不起，叽之以“奴才”，“臣民”。这种评价固然可以一吐心中义愤，但是，仅限于指责，对改变愚忠现象似无多大助益。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个角度观察呢？如果把镜头转到倪萍、申纪兰等人正面，就会看到她们是被蒙蔽、被欺骗的群体。中共将自己神化使她们相信这个党绝对正确，中共将自己的罪恶百般掩饰使她们看不到这个党的真实面目。由此，她们被指使、被利用，成为支持中共统治的社会力量。这个庞大的惰性群体所起的社会作用是不应忽视的。专制势力之所以耀武扬威，民主力量之所以势单力薄，关键在于这个群体未能觉醒。孙中山的“唤起民众”的呼吁，至今仍是民主革命的圭臬。只有这个群体逐步摆脱对中共的盲目崇拜，逐步增长人权意识，逐步树立公民信念，新的局面才能露出曙光。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从社会底层不断动摇和摧毁中共的统治基础，激发和培育自下而上的反抗中共专制的自发力量，推动社会转型的进程。没有广大群众的觉醒，没有社会性的人权意识的形成，没有公民社会的自治信念的成长，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就缺乏必要的社会根基。
不把工作重点放在社会底层的启蒙上，而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社会上层的自我革新上，那是危险的，不可靠的。
一些人切盼中共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领袖，以为只要有这么个人出来就可革新中共。他们不了解，苏共诞生戈尔巴乔夫有其相应的社会条件，一定的社会环境孕育与之适应的领袖人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苏联有索尔仁尼琴，中国有吗？苏联有萨哈罗夫，中国有吗？苏联把斯大林遗体从陵墓中移出，中国为什么做不到？苏联军队拒绝听从政变集团的命令，中国为什么做不到？中国亿万倪萍、申纪兰式的忠诚于中共者的存在，中国大批郭沫若、钱学森式的出卖灵魂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只能产生六四屠城的邓小平和血腥镇压教徒的江泽民，只能听凭中共一党专制长期统治。有些人塑造了一尊幻像，指认幻觉中的赵紫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们没有把台上的赵紫阳与台下的赵紫阳加以区别。赵与宗凤鸣的谈话记录（宗著：《理想。信念。追求》）清楚表明，台上的赵紫阳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一定时期内还是需要的”（宗著第319页），“目前，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非乱不可”（宗著第328页）。以这样的观念理政，如何能够做到象戈尔巴乔夫那样掀起一场揭发斯大林统治时期罪恶的“公开性”运动？如何能够做到象戈尔巴乔夫那样在全国党代会上通过正式决议取缔苏共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赵紫阳只是在下台后，经过深刻反思，才实现了思想上的质变，认识到只有议会式宪政民主才是理想的转型模式。不错，台上的赵紫阳确有很可贵的民主趋向，在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体现了这种趋向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十三大决定的民主改革政策皆成具文，丝毫没有贯彻？因为中共权力集团的主流是反对这些变革的保守势力，没有对这些保守势力的清理和排斥，任何民主趋向的改革都将成为空谈。
目前的中共与毛泽东掌握的党相比，的确有了多方面变化。邓、江、胡均对中共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作过若干调整，对中共推行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作过大力改革，对中共与经济阶层、知识阶层的关系作过不断让步，对中共尊崇的意识形态作过多次变换，整个党的面貌已经今非昔比。这些变化不仅缓和了党内和社会的紧张状况，而且增强了党内和外界对中共核心的向心力。需要明确的是，中共对现实的这种适应能力是从维护一党专制的利益出发做出的选择，归根结柢是为了保持一党专制的统治永世长存。邓、江、胡如同毛一样，对坚持中共的“领导权”是毫不动摇的。作为专制政党，中共主要靠其“领导权”霸占政权、掠夺资源、谋取私利、维持垄断。为维护这个“领导权”，必须有强大的暴力支撑，因此，从物质的到精神的暴力系统不断强化。总之，“领导权”和暴力系统，构成中共权力结构的核心。他们不断声明拒绝三权鼎立、拒绝多党制、拒绝议会民主、拒绝普世价值，就是为了保卫中共权力结构的核心，表示对此没有谈判余地。这表现了中共的顽固性。
从中共组织成分看，可以分成5股：（1）毛派的新老两代仍在张扬，是党内一股潜在势力。（2）权贵子女占领党政军关键职位和经济界关键岗位，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3）以巨型企业集团面目出现的官僚垄断资本代表，是一股可以左右全局的势力。（4）执掌权力核心的中央和地方当政者，是一股左右摇摆以求权力平衡的势力。（5）持温和政见的思想开明者，主张实施民主改革的异见者，他们是零散的个体。这些开明者和异见者尽管力量薄弱，是党内打压对象，却是中共走出困境、避免衰亡的希望所在。当外界自下而上的压力逐渐加大时，会使这个党的内部矛盾趋向激化，毛派会加大攻击执政者的力度，少壮派会进行夺取最高权力的筹划，官僚垄断资本代表会持观望态度，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抗衡会加剧，倒向开明者和异见者的人数会有所增加。当外界自下而上的压力加大到足够的程度时，开明派会靠拢异见派，异见派会亮出自己的改造中共走向民主的旗帜。这就是党内的起义。
看来，中国大陆走向宪政民主的途径，大约就是：自下而上地反抗中共专制，自上而下的与之积极配合，当两股力量扭成一股时，就是要中共脱胎换骨之日。民主改革派需要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对社会基层的启蒙上，需要进行长期的、细致的、耐心的、说理的启蒙工作。这项工作自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时即已开始，可惜迄今未能完成。今天需要继续五四时期对科学与民主的倡导，以此开发群众之蒙昧。希望能够做到启动倪萍、申纪兰式的群体大觉醒，希望能够做到启动犬儒式知识分子群体大觉醒，人权意识大普及，公民观念大树立，果如此，则宪政民主体制即可呼之欲出了。
（20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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