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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昨天上午，成都一个因为在博客里撰文纪念那一年的好人谭君，却因此获刑五年。这个全国人民涕泪援助的灾区，主官们就能如此冷血，我再次感到彻骨心寒。在这样划时代的审判面前，我的天良告诉我——我必须在此供罪，如果纪念有罪，那我就是那个也在每年的忌日，一定要焚香遥祭的人。我不敢在谭先生面前，隐匿我的同罪。
八
上文提到20年前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阿渡，是我真正该要好好感谢和写一写的人物。一个文人像他那样参与并见证台湾政局的巨变，本身就是一个大时代的传奇。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书商的我曾经在传说中刘亚楼的大宅院里，主办过一次冷餐派对，招待国际国内书界的朋友。阿渡便是那时随着沈昌文郝明义先生进来的。人与人交往，我常常相信有一个气场。无论男女，我几乎用鼻子都能闻出谁将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于是，我们一见如故了，那时的他，似乎还是时报的总主笔。
职业使得他不时出入大陆，每来总要给我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是烈性燃料，总能在北京冬夜点燃我们的狂欢。那时台湾的媒体前辈大佬高信疆先生，也正好移居埋名于京城。这个像古龙一样的文侠颇负酒名，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捉杯厮杀，常常呈现出月黑风高的壮烈。阿渡是80年代的诗人，在台湾没有解除戒严的时代，他也是著名的学领，经常组织民运反对专制，并因此频遭打压。
我们算同代人，对诗歌的激情往往带来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参与热情。我们都在80年代初从大学走向社会，而那时的大陆和台湾，都一样处于极权松绑阶段——那时的台湾民主，并未比我们走得更远，只是略为人道一些，远非今日之悬殊。他在那时就开始参与了他们的“党外刊物”运动，发起了向国民党独裁的挑战。而我们那时，却只敢油印地下诗刊吟风弄月。
阿渡远祖早在清朝中叶就从福建移居台湾，他也该算台中出生的“原住民”，但他却不是阿扁吕秀莲的同志——虽然反独裁的立场一致。台湾在各路人马的推进下，蒋经国终于决定在1987年7月解除戒严。这标志着独裁执政党在人民的施压下，决定自行主导的和平演变开始。报禁党禁顿开，炎黄子孙的一支终于迈向了真正划时代的民主征程。
民主时代的降临，并不意味着民运战士的退役。我曾经说过，民主是龙种，但也许会生出跳蚤。陈水扁时代的阿渡，我能想象他的苦笑和愤怒。连施明德这样的民进党人，最后都知道这不是他们曾经舍身追求的自由主义民主，阿渡这些和他们并肩战斗过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会再次成为脏污时代的批判者。
九
2006年台湾著名的“九九”倒扁运动爆发，民主再次显示了它的自我纠错功能。身患癌症的施明德率领百万红衫军走向街头，一场宣示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群体行动超越了蓝绿阵营的党争立场。是啊，政客无礼义，似乎还能想象，到了无耻之时，那就一定会被自己的人民所羞辱。
而那时，我因如云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电视画面上，窥见了人群背后他的影子。他虽然只是一个清瘦的书生，一个在寻常日子里谦卑得近乎羞涩的男人，但是他有缘站在大时代的前列之际，他一定会是忠于理想的战士。忠于纯净理想的人并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党派之别，谁玷污一个民族的正义之梦，谁就是他的敌人。
果然后来，他选择了重新支持他曾经的宿敌——现已在野的国民党以拯救梦想。马英九先生锐眼灼灼，发现了这个合符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亲自绍介他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简任为文传委主委。我们2008年在北京重逢时，他已经成功地帮马先生打赢了选战，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
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阁拜印实现生命的世俗价值。我向他恭贺并问他如何选择出处时，他平静得像只是参加了一次派对回来。他说他不打算入阁从政，我问为何，答曰从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来大陆找我喝酒了。多么绝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这才是我辈在今生的正事。只要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可以容下我辈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来，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传统的。
早在1967年我们大革文化命之时，蒋中正先生决定要以一岛之孤，赓续中华文化命脉。因而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例由总统担任会长，秘书长负责事务。到了解严时代，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但会长依旧由历届总统担任——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马英九入府之后，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这时名称已经被阿扁的“去中国化”时代改为了“国家文化总会”，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大陆和我推杯换盏了。
十
台湾的民运历史，远比大陆要漫长。早在国军溃退彼岛之时，就有知识界领袖胡适和政界高官雷震等联手，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而金岳霖的弟子，我们鄂省乡贤殷海光先生，正是凭借这个阵地，而成为了五十年代台湾的民运教父。
国府因为战败，觉得有必要控制意识形态和民众生活而宣布台湾戒严，这一可悲的军管时代竟然长达三十几年，可谓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观。在那个时代，民运人士可以遭到军事法庭审判，也因此发生了许多和大陆一样的臭名昭著的判例。但是比较而言，具体的管制仍然不如此岸的严酷。
比如出版书刊，台湾民间从来就允许，只是规定印刷出来之后要审查，违法了要惩处。如果还没有装订成册，军警都只能等在印刷厂外面。80年代的阿渡他们搞“党外刊物”运动时，就可以组织弟兄和军警一起等在印厂外面，书刊一出来，双方就开始像橄榄球运动一样拼抢，抢到手的就拿出去私卖。这样的画面在大陆的今日，恐怕都是难以奢望的。
根据两岸的历史来看，1987年之前并无本质差异，都信奉极权，都不允许民间挑战一党制。但是具体对待挑战的做法，却又有怀仁与怀恶的差别。1979年的台湾，曾经爆发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集会群众在施明德吕秀莲等人的鼓动下，与军警严重冲突。施明德是曾经在金门策划军事政变而被判十五年刚出狱的累犯，这次极有理由判死刑。但是蒋经国先生在海内外舆论影响下，终于决定公开审理，允许媒体现场报道和律师辩护，并邀请岛内著名学者精英旁听。陈水扁和谢长廷就是因为这次辩护而从此步入政坛的。
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就是旁听者之一，蒋经国召见他询问对此案的处置意见时，他斗胆直言云——不宜流血，因为流血制造烈士；影响国际视听；我们终究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要以德化怨，以理释惑，以法制暴——就是这样一些忠勇善良的幕僚的犯颜进谏，挽留了台湾的民主火种。
可是这一事件十年后，此岸的学潮又是怎样的结局呢？同样都有一个威权大佬在主宰政局，我们怎么就能杀机顿现呢？这一事件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一连串审判还在继续发生，且依旧不许公开审理。
当我和阿渡踟蹰在台北街头，目睹艰难奋争得来的看不见军警的和平市井，我遥望夜色弥漫的故国清泪盈眶。我们活得真他妈失败啊，可是他们却抓住了胜利。他们在那一审判之后四年多，就由李登辉特赦了所有无辜者。施明德拒不出狱，他不要特赦，他要宣判无罪，他们终于获得了无罪改判。为民族之争民主，我们罪从何来啊？当年共产党的领袖，不就是因为要争民主，才带着我们的父辈驱赶了民国的吗？
十一
淡水河是台北周边的主要水流，据说有一道临河小街蜿蜒在水岸边，是一个休闲去处。南方社的于雯带着我打了一个挂着台湾省车牌的的士径奔而去，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台湾独立书店的运作状况。
台北的的士司机似乎不少老人，好奇便一路闲话。他说在台湾没有出租车公司，都是个体经营。只要不超过65岁，都可以去考试出租车牌照，考到了便可以运营，而且政府不征收任何管理费，甚至所有的税全免。我问为何要免税，那都去开出租，市场不乱了吗？他说目前经济不好，政府要解决就业率，于是就出台这些鼓励性政策。至于都来跑出租也不可能，因为车多了，生意自然就下滑，大家就会退出。看来一切都是市场可以调节的。对他们而言，实在无法想象大陆那种把车牌发给某些公司，由公司再来盘剥司机的事情。更不能想象司机要是组织罢工，最后会视为黑社会打压。民国和共和国究竟谁像社会主义，还真是个问题。
淡水小镇的河边，坐满了闲人。河水清且涟漪，排列了无数钓竿。满街卖小吃的，地上却一点污渍全无。一家小书店取名叫有河，就寂寞地坐在一个铺面的二楼上。沿着狭窄的楼梯上去，很小的空间装置得十分雅致舒服。一看那些书，就知道这家主人的趣味——他们只卖文学、电影和生态旅游之类书籍，而且排满了很多书店拒绝出售的诗集。
有河的老板叫詹正德，也是个作家，其妻是诗人。一对神仙眷侣，就这样偕隐在此古老河岸的寻常巷陌之中，收养着几只流浪猫，然后为这个世界越来越稀少的文艺读者准备着过夜的食粮。我的书有幸也在他们案头，他拿出一本请我签名，令我内心温软。书架上也有不少大陆原版书，两岸在艺文方面，其实原是可以彼此知音的。
独立书店是区别于其他连锁书店的一种个性卖场，早在戒严时期就为台湾的民运发挥过巨大作用。他们的货源纯粹来自于自己的采购，不接受那些中盘商的配送。台湾人口太少，书业不算太兴旺。最大的诚品书店连锁，倒是游人如织；以人口比例来看，比大陆爱书的人还是要多一些。因为人人皆可登记出版社，一些社有好的选题就出，没有就闲着，倒也不存在格外的亏损和债务。
坐在有河书店的露天阳台上，端着一杯浓香的咖啡俯瞰逝者如斯的河流，内心忽觉怅然。故国河山无数类似的古镇水涯，都曾容留过我的倦足。沧浪之水，清浊有别，而河清海晏的日子，我们却至今未曾见着。前人诗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一百年前我的乡贤在武昌打响的首义，没有换得真共和；之后几辈人的血漫大地，还是没有换得。难道这真是对吾族的一个毒咒吗？
十二
罗大佑率领的纵贯线组合从台北首演出发，在世界巡回一年之后，刚好又回到台北做最后的告别演唱。然后，他们就解散了。我们这一代是唱着罗大佑的歌走过来的，阿渡说——我们也去告别一下这个时代吧。于是我们就坐上了嘉宾席。
像这样的流行音乐演唱会，一般来说都是年轻人的盛宴。但是那夜，我看见主要的坐席，多是被中年夫妻占据着。许多阿渡的老友邂逅于此，彼此寒暄仿佛共同在挥别青春轩昂的岁月。我看见他帅气沉稳却已鬓角杂霜，想象当年这个台中山区的农家孩子，也曾有过和我一样的苦难童年。那时他父母因为负债欠税而不得不四处躲藏，甚至母亲也曾入狱，他不得不小小年纪就提篮探监。
他的青春时代是左翼的自由主义者，当我们在此岸偷偷阅读胡适之时，他在台北的独立书店和图书馆到处寻找《资本论》和鲁迅。我们都怀抱着改造世界的梦想去都市求学，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歌作为最初的壮阳药。当我1980年写出长诗《为了历史——致毛泽东》而被校方警告时，他的长诗《刺客吟》却因为鼓吹“既然改革无望，那就去当刺客”，而获得时报文学大奖。当他深入黑煤窑去写底层苦难的报告，甚至去揭露被关了三十年的政治犯这一重大社会问题时，我正随着中科院的科考队漂流在长江上。
80年代在两岸都是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在戒严的阴影下参与鹿港环保运动，组织反核演讲；我在1986年的学运中走向街头声嘶力竭。他们的美丽鹿港保留了，我们却把胡耀邦先生牵连下台。1989我流泪誓言脱去警服的那一刻，他正眼看着无数同胞的血，在广场边上嚎啕大哭。那是他14岁之后的第一次恸哭啊，他是在为我们而哭，为同文同种的华族而痛心疾首。
罗大佑的一些老歌，时不时唤起我鼻根发酸。童年没了，隔壁班的小女孩没了，皇后大道东依旧还游行着手捧灯盏的纪念或抗议队伍。他们走进了他们可以自由高歌的时代，而我们呢？我们还有无数的狼孩在叫嚣着要不惜核武收回台湾。是什么样恶毒的教育，会把一国之儿女训练成嗜血的野兽？我们拿什么去收回啊，除了核武你还有什么？龙应台先生一句话——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面对此语，稍有人味的就知道该为如此强国而脸红。
纵贯线演出结束大家兴犹未尽，便去街边夜酒。“纵贯线大哥”在台湾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黑帮词汇，专指那些超帮派南北通吃的角头大佬。刚才张震岳不时在台上说，跟着几位纵贯线大哥走世界很有趣，学到了很多东西。台上台下就一起会心地笑。恰好和我对酌薄酒的一位兄台，就是前著名大佬。看他儒雅谈吐，端坐如山隐然另有一份江湖舵爷的厚重，问起来竟然也是台大的出身，不禁心生敬意。一晃都到了白发江湖忆旧游的时光，眼前的江湖还在，而心底的江湖却渐渐冰封了，剩下的似乎只是无边的寒意荡漾。
十三
次日就要辞别民国了，书展的沙龙活动安排了我和阿渡的一个对话。香港作家老友陈冠中、自由亚洲电台梁冬和贝岭兄等皆来捧场。邂逅相逢了梁文道和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彼此一番惺惺相惜；感谢梁兄节目中的推介拙著，相约北京酒聚。有时常想，这个世界其实真小，该要相识的注定就要相逢。
晚上的饯行酒局在一个深巷小店里，阿渡说这是全台北最好的鲁肉饭吃点，他前些日带马悦然也是在这里大快朵颐的。鲁肉饭是台湾的一种民间美食，味道确实不错。书展基金会主席林载爵先生和大奖评委陈浩兄也来对酌，我的老友台湾出版界大佬郝明义也坐着轮椅赶来，陈冠中和胡忠信以及时报的杨泽兄皆一起来凑兴。一番觥筹交错，我不禁有了几分薄醉。
宴罢酒兴未阑，大家又一起去邻家一个朋友的独立书店青康藏书房品茶。主人何新兴也是性情中人，再开两瓶红酒火上浇油。这样的燕聚，也算是民间的两岸三地吧。因为一场文字缘，就这样五湖四海地汇合了。那一刻，在我们心中，应该早已没有那道伤口般的海峡了。
深夜扶醉回到酒店，检点行囊，面对着朋友们的赠书和拙著，不禁犯难起来。这些书，哪些是可能带进祖国的海关的呢？我自己的书要带进自己的祖国，都要面临被没收的风险，更不要说另外那些炎黄子孙的文字了。同文同种是我们统战的口号，即便这样同文同种的港台书籍，却要面对大陆祖国的搜查和严禁，请问我们的领袖——这，究竟是谁的主意？
一篇文字，一本书，甚至一个民间的建言性宪章，真的就那么妨碍你们的独占春风吗？我们如此深爱自己的母土，我们不想逃亡或者流放。我们愿意和自己的父老乡亲分担这个国家的苦难，哪里受灾了我们愿意为政府解囊相助。你们奥运阅兵要我们离开，我们就乖乖地离开，不凑你们的欢宴。可我们是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我要带几本自己的书回家，竟然就会令我如此绕室徘徊，我们真是莫大的悲哀啊。
别了，台北；别了，民国。梁园虽好，我只是过客。我不想留下，虽然你是我外祖大舅流血奋斗过的社会。正如英国诗人彭斯诗云——我的所爱在高原，这里没有我的心。我要回去，我哪怕像冯正虎那样死乞白赖地也要回去。我的祖坟犹在，我的慈母未回，我今生今世就算是在长夜守望星星，我也要等到黎明。
我毅然走向机场的时候，加缪的声音从天空隔着一个世纪传来——流放者终将归来……为的是重新经受考验并且夺取他应该拥有的东西——他田亩里的微薄收入，对这块土地的短暂爱情。在一个人诞生开始，他就必须留下时代和他青春的狂怒……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必将重造一个什么也不驱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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