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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民工荒”预示中国经济巨大危机
朱健国
二○一○年二月二十日《武汉晚报》首家披露：珠三角港企缺工超过二百万！一石千浪，全国媒体连篇累牍惊呼广东企业缺工至少三百万！“民工荒”空前严重！沿海地区之“民工荒”令人忧心如焚！与此同时，广东媒体更透露，虽然二○一○年的公务员招考计划比往年增加两倍，但报考者与录取的比例依然高达465：1（据二○一○年三月九日广州消息）。极端的“民工荒”与罕见的“公务员热”让有识之士猛醒：“民工荒”是中国经济的风向标──“民工荒”越大，中国经济衰退的危机越大：“公务员热”是中国改革的温度计──“公务员热”系数之大小，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程度呈反比，“公务员热”愈高，则中国政治腐败倒退趋势愈大。这一观点得到一些两会代表的认同，连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副总理张德江也不得不专程到广东两会代表驻地大秀“牵挂农民工”。
极力掩盖“民工荒”的危机预兆
然而，许多官员之所以关心是想极力掩盖“民工荒”的危机预兆，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为代表的广东官员最爱说：“民工荒”表明广东经济大回升。广东两会代表随之高唱：“民工荒”是倒逼企业转型，帮助政府淘汰落后生产力，这证明了广东两年来的“腾笼换鸟”双转移高瞻远瞩，成效巨大，体现了广东积极贯彻胡总书记“科学发展观”的勃勃生机。“汪洋派”认定，“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不愿意在传统落后的企业工作，在用脚投票赞成广东“腾笼换鸟”。“汪洋派”大力组织“民工荒好”的大合唱。《南方周末》也在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奉旨编发了“广东改革再出发”专版，将“民工荒”笼罩下的广东描绘成莺歌燕舞，改革新曲动人，“科学发展”辉煌；两会开幕后的三月四日更特意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在两会大讚“民工荒是大好事！”
然而民间网络却针锋相对，翔实分析了“民工荒”的表层危机与深层危机──“民工荒”是中国经济大崩溃和社会大动荡的前奏。不少论者指出，“民工荒”的直接原因是农二代抗议民工工资太低，但深层因素是中小传统企业生存日益艰难和民工尊严与安全每况愈下，长期得不到保障，而根本原因则是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和倒退。虽然二○○九年中央有四万亿的贷款支持企业渡过金融危机，但到了广东之后，多被大型央企、国企和房地产商所攫取，绝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在“汪洋不救落后生产力”的“科学发展观”下，苟延残喘，朝不保夕，只能对工人实行低工资、低福利，甚至不得不常常拖欠工资──二○○九年广东财政税收在企业效益大幅下降时，反而以苛政逼出两位数的增长率，不知压垮了多少民营企业。许多生存艰难的中小传统企业被迫实行低工资低福利多加班，让民工心寒，而广东政府对民工健康和人身安全的长期漠视，更让民工们胆战心惊。《南方都市报》二月二十三日全文转载了一篇网上广为流传的民谣──民工们给深圳政府画了一幅阎王像──“远看深圳像天堂，近看深圳像银行；到了深圳像牢房，不如回家放牛羊。”
北京《京华时报》在两会开幕的第一天发表时评，指出“民工荒”的产生原因与民工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关系极大。文章举例说，就在农历年刚过的二月二十六日晚，深圳出现一起打工母女在下班途中被劫杀，儿死母伤，身上仅有的二十元人民币被抢走，母亲在医院无钱治疗。事后调查表明，政府对这起案件负有关键责任──事发地长达三公里的路段竟然没有一盏路灯。当地派出所又称因警力不足难以巡逻这“治安盲区”。号称全国幸福指数第一的改革特区深圳，尚且如此视民工生命如草芥，广东其它地方就更不用说了──民工被暴打、强奸、劫杀、跳楼、自焚之新闻，天天发生！
“公务员热”逼出“民工荒”
广东等地的“民工荒”起於二○○四年，早有学者们对“民工荒”进行诊断，认为主要原因有四：一、“民工荒”是“一胎化”计生错误政策造成中国“人口红利”失去的必然现象；二、“民工荒”是结构性的，企业真正所缺的不是“普通民工”，而是“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民工们因为“知识断裂”被进步了的城市所“淘汰”；三、“民工荒”是民工权益受侵犯的产物；四、“民工荒”是“二元岗位划分”出问题：当老一辈的农民渐次从“民工专门岗位”“退休”返乡之后，新一代的进城农民开始与城里人竞争“非民工岗位”，传统的“民工主体企业”渐渐丧失对进城农民的吸引力。
这四种分析皆各有所据，但都没有抓住根本。只要想想，既然“人口红利”失去，为何却有“公务员热”一年甚於一年，从不缺人？既然企业真正所缺的不是“普通民工”，因公务员录取率不到303：1的众多落榜者为何又不去应聘“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既然政府已明白“民工荒”是民工权益受侵犯的产物，为何又多年不能解决？既然“广东改革再出发”已两年，“腾笼换鸟”已让企业升级双转移，广东为何还会爆发以民工为主要劳动力的“民工荒”？这分明显示，广东仍然大量存在和需要“以民工为主要劳动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传统企业！
至此，不能不想到与“民工荒”相辅相成的“公务员热”──每年“民工荒”总是伴随着“公务员热”的升温而升级，让人发现，其实“民工荒”的真正原因是“公务员热”──腐败的“公务员热”逼出了广东“民工荒”！
人皆记得，一九八○年代的广东人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今日不努力，将来只有当干部！”那时“公务员”被视为最下等出路！那时的广东，工人工资高出内地几倍！那时的广东，企业可以自由发展，而不必受制於政府的“科学发展”！因此那时的广东从没有“公务员热”！一九九二年老邓“南巡”引发市场经济大潮后，广东有许多市长、局长、处长纷纷辞职下海经商，以致广东一度出现“公务员荒”，而要从内地引进。这一南风北上，影响全国出现浩浩荡荡的“下海潮”。然而，二○○四年“胡温新政”后，广东由“改革先锋”转向为“科学发展模范”──政治体制改革彻底停止，代之而起以官僚化进行“行政改革”，以“科学发展观”推行政府干预经济。正是在这样的计划经济复辟下，广东人皆歎息：现在做什么生意都难，只有当官可发财！如是乎，办一个民营企业的年利润不如当一个科长一年收的红包。
千万人去争当“公务员”，千辛万苦在“公务员热”中胜出的新官，当然要通过对企业的百般索贿来回报自己和家人。“公务员热”让广东的官员成倍增长，仅仅深圳，二○一○年的处级干部，就因为“大部制”改革和撤镇建街道办、新区的城市化而翻番增加。每增加一个官员，企业就要多送一份红包！如此“公务员热”之下，企业利润自然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民工荒”完全是广东执行“胡温新政”的产物！也是今日中国农民的一种“和谐的造反”。
二○一○年三月五日於深圳早叫庐
原载《动向》月刊2010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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