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光
一
作为一个经常写政治评论的业余写手，我很羞愧，我不太关注“两会”——我国“人民民主”唯一的、盛大的嘉年华会。诚然，人大是有看点、有关注点的，比如温家宝总理就是。他的某几句话确实讲得很好——不管能不能讲话算数，反正讲得很好。我将一如既往地对温总理给予比其他八大常委更多的期待和信任；还比如湖北省的李省长也是一大看点——这真是丢我们湖北人的脸。此人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够格的代表和称职的省长，作为湖北公民，我极想代表全省人民鄙视他、谴责他，但是我也不够格。
我之所以不太关注人大，主要不是因为代表们的议政能力低、或者提案质量不高——在我看来，那倒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是因为我看不顺眼背台词、走过场的会议开法。跟幼稚园“过民主家家”似的。我担心这样的会议看多了，会降低我的智商。
二
人大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在中国政治中占什么地位、起什么功能？关于这几个问题，大家的看法其实没有太多的差别，与党中央也是高度一致的：橡皮图章而已。
橡皮图章这个说法确实很写实，又很传神。我真佩服这说法的发明者。来历恐怕是不可考了，可能是那些反共反华的人士先说出来的吧。不过，这说法即便真是反华分子们首先发明，却也应该归功于党中央。正是党中央非要把人大设计成、打造成橡皮图章不可，别人可没这么大本事。而且党中央还要千方百计地让我们死心塌地的相信，人大确实是、从来是、只能是、且始终是橡皮图章。它不可能变成别的什么东西——比如国会、众议院什么的。党中央绝不允许我们这些还有政改残梦的人对人大作非分之想。所以，橡皮图章这一著名比喻的发明之功，总得归于党中央才对。
吴邦国委员长说过，中国人大与别国的议会有“本质区别”。这话我信，是大实话。他还说，俺们人大，就是个听报告、拍巴掌的地方，普世价值在俺们这里一钱不值。收起自由选举、多党竞争、三权分立“那一套”吧，想搞“和平演变”，那是做梦。这话我也信，也是大实话。委员长大人这是在警告我们：谁敢说人大不是橡皮图章，我吴邦国就和他过不去！
有人可能会反驳，《宪法》可不是这样说的，全国人大那可是管天管地、大包大揽、议行合一、权大无边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不错，白纸黑字，的确如此。但是，请容我说句不大好听的“真话”：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谁要真敢相信党中央写出来的宪法，谁就不配做真正的中国人！
三
关于人大，我一直有两个“理论难题”没解开。第一个，是人大跟“人民民主”或曰“无产阶级民主”的关系。按照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描述，人民民主就是工人阶级直接管理国家，是不需要什么代表机构作中介的，每个工人都可以上午做工、下午当公务员、晚上从事哲学批判，那是最彻底的民主，公职和公事大家轮流干，没有报酬、白干，连任期都不可以有，说上就上，说罢就罢，随走随换。在此乌托之邦，人民代表岂不多余？按照列宁的说法，代议制度是掩饰阶级压迫的面具，纯属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国家是只要有“委员”、无需“代议士”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党领导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瞧这架势，听这口气，只要人民把党伺候好了，“人民民主”就万事大吉，这哪里还留有“人民代表”的位置？所以，我以为，中共年年要开人大，这其实是一件很没有理论面子、在逻辑上又挺让人想不通的事情。
第二个，是人大跟党的关系。这就又要谈到《宪法》上所谓“最高权力机关”一说了。说实在话，我疑心“最高”二字是不是写错了。这都“最高”了，把我们的党、党中央、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又往哪里摆呢？摆到次高、较低，那行吗？可以吗？不乱套吗？这真让人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继而满头大汗、满腹疑惑。文革的时候老毛才是“最高”，如今诚然是“中央领导集体”才“最高”。这句话若不是写在堂堂《宪法》里，真要让人怀疑是海内外反华势力“篡党夺权”呢。据说法院里有“三个至上”，或许这就是“N个最高”？
这确实是挺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一方面，党永远领导人民、始终代表人民，另一方面，被领导着、被代表着的“人民”的“代表”的“机关”，居然号称掌握“国家最高权力”。难道这是成心要把“人民”当傻瓜、拿“代表”当猴耍？心智正常的人恐怕不能理解其中精义，除非他学过辩证法。
四
我有一位朋友，总喜欢研究一些古怪的问题。关于人大，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某日某时通过某某决议、某日某时选某人当主席做总理，早都提前定死了，人大就这么个开法，万一哪天出了事故、通不过怎么办？
我说：那不会的，一个帮会起家，一个堂口混食，“代表”都是层层把关、组织放心的人，对党中央只有感恩戴德的份，哪里会有通不过的时候？
可我的朋友认死理：万一呢？万一他们起内讧了呢？不说万一，就说假如吧，假如人大代表都错吃了壮胆药呢？
我想了想，他说的话未必无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今天不可能的事情，未必将来不可能。但这事情还真是很难办。请恕我自作多情，为党分忧：“最高权力机关”啊，你共军总不能把坦克车开进大会堂里去；代表都有刑事豁免权，你也不能把人家扭送公安局；那宪法又太不是个东西，没有规定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散人大重新“选举”。假如人大代表们真要犯了驴脾气，那“人民民主”岂不是死路一条？想当年，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曹锟他们那一拨民主前辈，跟国会可都是过过招、吃过亏的，还把个亚洲第一共和国硬生生地给整黄了。
这个古怪的问题大概目前还拿不出标准答案。可以猜想一下，中共大佬们大概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赶紧分派政治局、书记处、中组部、中宣部、中纪委、统战部等各路人马在军警的护卫之下去给人大代表们讲政治、讲大局，讲党性、讲原则，顺便发一点封口费、奖励一点选举费，软硬兼施、恩威并用、既吓且拉，人大代表不可能油盐不进，事情或许就能够摆平，当然，也或许就完全搞砸，弄出“颜色革命”来；第二条路，就是给人大松绑、向人民投降，由着那些不听话的人大代表去自由辩论、自由表决，法案通不过就返工重作，人选通不过就换人重选，政府报告通不过，就主席总理加国务院、中央军委总辞职。要不然，也还有第三条路子，就是号召造反派革命群众冲进人民大会堂里抄家夺权、斗资批修，砸烂第二司令部的狗头。但这是老毛的看家本领，怕是已经失传，也不一定好用了。
人心难测，世事难料。我在这里给中南海诸公提个醒：玩弄“人民”的事情，那也是有风险的。
五
“89年那场风波”发生之时，曾经有过一个给“人民代表大会”正名的机会：1，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2，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支持抗议运动，有一批对学潮持同情态度的人大常委曾联署要求召开非常人大、讨论危机国是；3，如果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同志没有出国，且赞成召开、乐意主持；4，如果当时的示威学生和社会各界公开、明确地将“召开人大非常会议、公开辩论重大议题”作为其最主要的抗议诉求；……如果此事成真，如果89年的政治焦点从天安门广场转移到了人民大会堂，如果赵紫阳和李鹏到人大公开辩论，如果王丹和吾尔开希在人大出席听证，如果人大通过了否定“426社论”的决议，……你还敢说人大是橡皮图章吗？那么，中国局势将怎样变化？64屠杀是否还有可能？全国人大能否转型为真正的国会？三权分立能否在摸索中慢慢成型？
这也是一个古怪的问题。因为机会稍纵即逝，血案已成固化的历史。当年的状况似乎是，抗议领袖并不看重人大，宁可看重党中央，独裁者也不信任人大，宁可信任“党政军扩大会议”。召集一次特别人大并不容易，独裁者大概会公开反对，奸佞之辈肯定会暗中捣鬼；然而，操纵一次特别人大也不那么容易，万众瞩目，众目睽睽，擅长于暗箱操作的大人物可能也用不上他的“经验和智慧”。一枚橡皮图章，却拥有宪法上、名份上的“最高权力”，人大的内在矛盾，使它在非常状态之下成了现行体制的阿基里斯之踵。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里打开整个体制的缺口？那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局面，在脆弱的权力均衡之中投入一个新的变数，或许，一切皆有可能。
1989年以来，人大的实际份量变重了。这一变化，从近些年来“两会”期间媒体们的热闹、国保们的紧张、官员们的做作可见一斑。还有一个变化的指标：以往是退休的书记当人大主任，现在换了在职的书记兼人大主任；以前让政治局里的闲人当人大委员长，现在让第二号的大常委去当小小的委员长。看起来，89年那一次没有开成的特别人大，已经让某些人感到了威胁、感到了后怕、产生了警觉。
六
未来若干年，中国很可能会出事、甚至出大事。但愿我这是危言耸听。据说，当局已经制定了各种成龙配套的“应急预案”。但是，很麻烦的是，当今中国还只有镇压的机制或曰“维稳”的机制，却没有一套“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以和平的手段、宪政的方式解决官民冲突、央地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的体系和机制。一旦真有事、有大事，靠人民币已经解决不了了，用武警、特警、公安、国保又怕把事情办坏了，那么怎么办呢？难道又要出动野战军对平民百姓去“平暴”吗？这个国家还经得起64那样的“平暴”吗？我对此深感怀疑。
人大是现存的机构中多少与民主和宪政沾点边的机构，至少，它要比戒严部队多一点民主，比政治局扩大会议多一点点宪政。所以，我一厢情愿地对人大橡皮图章抱有一个天大的幻想：当下一次历史关键时刻来临，平时帮闲、忙时靠边的我国人大，难道就不能偶尔露峥嵘？
2010-3-16写于2010年两会结束之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