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


（按：由几位老年朋友和我发起，定于3月28日上午举行一次兼具联谊和研讨性质的聚会，请两位中共党史教授介绍近几年中共党史研究的情况，有哪些疑点和难点，有些什么争论。他们介绍后就请与会者自由发言，最后由我进行小结。我准备在对两位党史教授和与会者的发言作一个简要的讲评之外，还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谈什么呢？经过几天的思考，我想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叙述近期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问题，也就是我原定要在27日上午的会议发言里涉及的问题：如何避免中国社会向毛泽东时代倒退的凶险前景。26日下午我获悉27日的会议被迫取消，当天晚上，又被告知28日的会议也被迫取消。我在接连的两天里，一再地被剥夺了集会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成为被奉献在专制主义祭坛上的羔羊。我的失望和愤怒，可想而知。悲愤之余，除对27日会议遭到打压表示抗议外，同时也想着怎样把我的观点以另一种形式让与会者知道，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于是，我着手把我准备在28日作会议小结的想法，在电脑上打出来，发给朋友们，送到网上，以弥补因集会自由、言论自由被剥夺而不能在会上发言的遗憾。写于3月28日上午）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几乎完全被中共党史所覆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共的产生、成长和发展的过程里，前29年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迄今为止的后61年，更是主导着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但是，这还仅仅是历史学的表层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历史记叙的内容的真实性。真实是历史的灵魂。一个人有血有肉有骨骼还不行，还要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是行尸走肉的僵尸。历史不能只是历史事件的堆砌，还要求史料和记叙的真实性；缺乏真实性的历史是伪历史，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共党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官方修撰的正史里，在不少关键性的问题上，都采取了隐瞒、歪曲、伪造的手段，丧失了应有的真实性。

因此，当代学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寻求历史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是，由于当政者蓄意在正式的历史文献和教科书里隐瞒真相，禁止人们公开讨论某些历史问题。于是，许多提供历史真相和史料的文章、著作，就只能以不被官方认可的“山寨”形式出现，或在境外出版，或在网上发表，或自费印制，在民间流传。结果，正史、官史无人问津，野史、外史大行其道；宫廷史学冷落凋敝，山寨史学繁荣兴旺，成为当代史学领域的一大奇观。

执政当局隐瞒真相、虚构历史，使当代的史学出现严重的危机。近十几年里出现的山寨史著，以丰富而可靠的大量史料，揭露了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展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山寨史学不仅起了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成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主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史的缺陷，使危机有所缓和。

但是，有两个情况使史学出现新的危机。一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代历史的许多亲历者陆续去世，同时也带走了对历史真相的记忆，使对正史官史的更正、修订，失却最可靠的依据。此外，近几年来勃兴崛起的毛左派，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以伪造历史作为他们争取群众的主要手段。他们利用当局禁止讨论某些历史问题、禁止批判毛泽东、禁止揭露毛泽东的罪恶等错误政策所造成的群众对历史的无知，大肆宣传毛泽东时代如何平等、官员如何清廉、毛泽东如何伟大正确等等，为把中国拉回到毛泽东时代大造舆论。由于社会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贪腐遍地，抗争蜂起，广大民众对现实不满，深切期盼有一个平等的社会和清廉的政府，因而很容易接受毛左派的蛊惑宣传。这就为毛左派图谋已久的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夙愿，提供了得以实现的广泛的群众基础。

毛左派的的史学观点是为他们的政治图谋服务的。以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为例，中国工人（共产）党主席齐志平在去年8月15日致胡锦涛的建言献策书里，提出要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他认为：文革前三年天下大乱，后七年基本天下大治——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各行各业硕果累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型革命秩序初步确立，……在他的描述里，文革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景。他们就是这样通过歪曲文革的历史，为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重塑毛泽东思想权威”制造历史的依据。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甚至全面肯定文革，他们在2008年5月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里，公然宣称：“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是世界发展史上人类社会最辉煌、最美好的历史时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他们重新拾起文革的口号，号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消灭私有制”。如此等等，其目的在于把中国社会拉回到毛泽东时代。

通过伪造历史来欺骗群众、拉拢群众，为回归毛泽东时代准备社会基础，这是毛左派近一两年来的复辟活动的最重要的方式。民众不满、社会不稳的形势，为他们推销伪历史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这既是史学的危机，也是政治的危机。

历史学的危机还表现在这样的一个新形势里，权贵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向毛左派靠拢，接受毛左派的献策，对毛左派炮制的伪历史，有意无意地加以容许、认可，甚至重拾已经被唾弃的历史渣滓，重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风貌。最典型的是重庆市官方发动的“唱红歌”、“发红短信”等活动，据去年5月间香港媒体报道，全市一年里参加唱红歌者，达3300万人次；为了推动发红短信的活动，甚至成立了一个“红短办”的官方机构。权贵集团和毛左派的合流趋势，大大增加了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可能性。

为了扭转这个凶险的前景，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揭露历史真相，让广大民众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摧毁毛左派的群众基础。这一方面需要党史工作者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彻底抛弃“与中央文件对口径”的不良传统，发扬求真求实的精神，对社会负责，对后代负责，用历史真相来写党史。在还原历史真相的伟大工程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现身说法。如何方老在他的《党史笔记》里，就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收集到的史料，揭露了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的真相，戳穿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延安整风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两大神话。当然，我们多数人不可能有何方老那样的经历和学识，但“一滴水里可以见太阳”，我们所经历的事件，我们各自的遭遇，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探索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理。特别是根据我们亲身的体验和感受，揭开伪历史掩盖下的事实真相，就可以把毛左派伪造历史的阴谋诡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击破他们妄想把中国拖回毛泽东时代的图谋。

所以，解决历史学的危机同解决政治危机是紧密相连的。揭穿毛左派炮制的伪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历史学的危机；同时，也就铲除了毛左派的社会基础，粉碎他们的复辟企图，解除当前最大的政治危机。在还原历史真相、防止回归毛泽东时代这个历史性的课题里，在这场克服史学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意义重大的斗争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也有条件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应该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高度，来理解和对待我们面临的形势，提高信心，增强勇气，在这个严峻的历史时刻，尽一切可能，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0年3月27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