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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
中国模式是民间思想界头号大敌。因为其与官方结盟，成为异常强势的话语霸权，对改革三十年有蛊惑性的解释力，并且满足了改革受益者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冲动需要。
要从思想敌人身上剥夺其正当性内核。我蛮重视的是，中国模式的“我要”作为消极意义上存在，还是很重要的，例如说，对中国崛起背后的民族自信心，得通过“我要”来保存它。可是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形式，就中国模式那样的虚无主义渴望形式，一旦直接进入政治，就很糟。如果我们把中国模式，也看成被内敌利用的一种“为中华而崛起”的爱国情怀，那么政治效果层面的批评，就要跟上来。
这仅仅是一种焦虑感和超越渴望的不合适表达，只会让民族主体性迷失进一步，继续放大焦虑。例如台湾说自己是亚细亚孤儿的说法，仅仅是对大陆强势的不满及其迷失的表达，同样是放大的焦虑。
中国模式的言说，是中虚无主义病毒而吐出来的泡沫而已。是一种“我要却不能”的扭曲性体验。其言说，没超出身体激情的高度。作为一种权贵和资产阶级欲望暴民的光荣与梦想，一种含混的帝国模式，没有内容，只有一腔热血和含混的渴望。而真正的模式，必须是自己已经有了建构，再去找个古今中外的帽子，进行装修。中国模式亮出舌苔空荡荡。
在国际经济危机和中国宪政转型动荡中，而被官方和官方知识分子吹捧的中国模式，提供了长久统治的想象。如此对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延续性的渴望，然后胡乱投射，把天下秩序降低为文化、帝王、官僚体制。传统文化、帝王或者官僚被等同与这种长久延绵性，或者一切都造就了长久延绵性，因为值得当代学习和延续。传统文化、帝王或者官僚等就像天下秩序“这个皇帝”的“皇室组成人员”，都可能被投射。需要谁的时候，就投射身上。需要加强官僚统治的时候，就在投射官僚体制身上。
古典中国时代的延绵提供了投射的可能性，但是中国模式丝毫不计较这种延绵的条件，尤其是地理条件（道德政治的思维方式，总是如此抽调具体条件地普遍化），并不是传统政治秩序造就了长久延绵性，而是自然条件。自然地理条件对外来帝国冲击的影响。现代化语境有着严重不同，不管如何都会动荡不安，现代性来自大西洋，没有高山或海上长城可以阻挡得住。
有人认为，中共是中华民族的纽带。这完全是一种渴望的投射，也就是“我渴望”中共是中华民族的纽带。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八年抗日，中共起得作用是发国难财，最后窃取了政权。然后为了掌权，把国家和民族的一切都拽在手里，把目的当做了工具。要说成中共是中华民族勒在自己脖子上的绳索，还说得过去。
马克思尤其强调，只要一种社会秩序通过制度化的政治服从来组织，政治便不能与特权分离，在这种条件之下，国家的统一，同样这种统一的意识、愿望和活动即国家的一般权力，也注定作为统治者的私人特定事物出现。也就是说国家必然私有化变为家天下的朝廷。马克思都不会认可专制的宗教极权作为纽带的说法。
中国模式对于中华崛起来说，是一种致命的癌症。对于提倡中国模式的这一代人，最大的悲剧就是意图伦理，当谈政治的时候。对政治事务，用渴望来表达，用“我要”替代了“我能”。 全民党与国家党，作为调整利益冲突或者政治矛盾的中立性君主，这是一种做梦，这种语境与霍布斯时代君主遏制地方诸侯已经不同。全民党只会加剧利益冲突或者政治矛盾。不能用对中立性君主的浪漫回忆来解决问题。权贵官僚体系是文明的摧毁者，这是千古颠簸不破的真理。
是坚持中国模式的中华崛起，还是坚持共和式的中华崛起，决定了中华崛起是“石墨的”，还是“金刚石”的。中国模式的崛起，其本质的是转移内部矛盾，此外再无实质性意义。
虚无主义的政治，就是一种邪教政治，仅仅是一种道德思想教育，此外的所有政治事务，出出于偶然和任意性支配当中。仅仅一种宗教和观念变革的方式，即使采取政治暴力和革命暴力，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就像一次月经，只能是月经崇拜教及其组织生活，以及对不同信仰的打击。
中国模式是权贵和小资产阶级渴望的。权贵希望通过中国模式吹牛，在外国资本家面前获得面子，隐含着压倒对方的渴望；小资产阶级希望权贵对外扩张获得利益，共享一点权贵不需要的，扔在桌子底下的面包屑。对于进不了厅堂的底层民众，中国模式对其没有说服力。
那么中国模式凭什么改造权贵性为中国性，成为中国底层民众“被接受” 中国模式呢？这里依赖于无限代表权。中国模式是底层民众的“毒品”。
启蒙政党的政治领导权，是为了消灭政治领导权而有的政治领导权，它是以进步论和历史神学而获得正当性，这种自反性造就政治领导权是临时的短暂的，就像毛泽东在《毛选》中宣布共产党的死亡一样。启蒙政党的政治领导权说了太多的谎言，就像谈恋爱，不切实际，所以短命。政治领导权背后有两层许诺，自由和面包。自由给知识分子，面包给民众，两层用同一地东西打通：解放。
中国模式没有给民众带来利益，所以必须通过启蒙教化把民众“代表”进来。民众的教化必须是政治的，而知识分子只有精神鸦片就可以了，所以文化政治必然路出专制的面目，必然诉诸于政治，离开了政治，那么文化政治不存在了。而文化政治只有办法提供道德，提供世俗信仰，没有办法提供面包，那么最后必然和民众发生冲突。解放带来的打通，会断裂开来。
《公民网刊》第三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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