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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
前两天，美国智库布鲁京斯研究所举行了一个“海归现像”研讨会。人们对近年来不少海归逐渐走向领导位置的现像给与了特殊关注。学者李成在会上介绍说，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海归”人员占到百分之十点五。他预计，在两年后的十八大上这个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除此之外，海归们在政府部门和企业中也都纷纷崭露头角。
研讨会的参与者对海归队在未来中国的变革和发展中将起的作用充满期待，这是因为受到“海归”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的鼓舞。人们注意到，在二十世纪前期从晚清到民国，“海归”扮演了“革命者”的角色；二十世纪中期包括中共建政初期，海归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重要力量；而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海归们也发挥了类似于催化剂的作用。
人们对海归的期待是有理由的；但是对海归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过度的期待则是不现实的。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是由于现有的中国执政者们对具有普世价值人类文明所持有的狭隘的实用主义立场以及他们对社会资源分配的绝对垄断权；其次是由于中国海归们特有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他们和现有体制融合的特殊形式。
虽然号称对外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中国的开放基本上还是沿袭了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制。当家的还是“西太后们”。这些“西太后们”对社会资源、包括职位的分配具有绝对的垄断权。那些陆续从欧美回国的海归更多地是在中国与海外的衔接上起到一个“中介”甚至仅仅是“翻译”的作用。当政者只希望利用海归将外国的技术、管理经验等“翻译”到国内，并不希望他们传播自由、民主等文明理念和政治制度。
截至目前为止，海归们实际上是被排除在各级政府的决策层之外的。人们提到最多的杨洁篪、周小川等人，实际上也至多只不过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执行者而已。例如，周小川是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他的主张并没有错，但是由于这个主张，他连行长的位置也差点丢掉。温家宝在陈述拿掉周小川的理由时说道：人民币升值问题，我讲了七次（不能升），他讲了八次（要升）。由此可见，海归想由技术层面上升了决策层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不变，海归的局限性就不可能有突破。
对现有体制的忠诚是现有的统治集团在分配资源是考虑的主要因素，因此，与“土鳖”们相比，为了得到“学有所用”的机会，“海归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向执政者们表明他们是仇恨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是忠诚于现有的政治集团的。记得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笔者在牛津大学读博士学位期间，一位来自于中央重要经济管理部门的小伙子完成了硕士学位即将回国，在为他送行时，我无不调侃地对他说，回国后恐怕必须“装孙子”才能生存，他则带著几分酒意大声回道，“装孙子”是不够的，必须变成“真孙子”才能成功。一句话道出了海归们回到国内后的命运。
其实，海归们在中国社会变革中能否发挥积极作用，还有他们自身的原因。海归们都是具体的人，是具体的人就有自己的立场。学到了知识可以为推动社会进步，也可以更加有效地维持现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而反对社会变革。本来就来自于现有的统治集团的““海归””们中的大多数要维护他们那些“土鳖”父母所属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即使那些出生寒苦的“海归”，一旦发现自己有可能通过在西方“学成文武艺”，然后回到中国“货与帝王家”的时候，他们也完全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参与现有利益集团。这一点也正在不断地为众多海归的实践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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