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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青海省玉树县发生的地震灾难，为中国当局展示实力提供了一个良机。温家宝急飞灾区，胡锦涛中断出国访问，巨大的国家机器被开动起来，迅速从全国调动资源，实施了令全球感叹的救灾行动。
中外人士都看到了中国当局全力救灾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那就是向政治上高度敏感的藏区人民，展示中国当局和汉人的善意，中国的官方媒体对此则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对当局持批评态度的民间人士，如杨恒均也在博客上表示，地震可以前所未有地促进汉藏草根阶层的相互理解，是一件好事情。
我认为中国当局全力救灾的政治意义，超过了向藏人展示善意，而有更普遍的政治意义，那就是强化了当局为自己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理念的辩护。具有悠久中央集权传统的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国家力量获得了一次空前的膨胀机会，形成了一种极其独特的集权国家形态。国家对资源的垄断不仅没有被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削弱，反而被不断增强。国富民穷丶官肥民瘦已是不争的事实。
国家力量的强大，对于救济玉树地震这样纯粹的自然灾害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国家力量的增长是建立在抑制和打压民间力量成长的基础之上来实现的，那就不可避免地酿成巨大和持久的社会灾难。今日中国正在发生这样的灾难。
玉树震区地处边远，人口规模有限，有利于充分展示国家力量强大之优越性，但2008年四川的特大地震，就暴露了国家力量的有限。这也是当局为什么在当时对民间力量参与救灾网开一面的重要原因。但时过不久，当局就开始限制和排挤民间力量的参与，尤其是当一些民间人士开始对劣质校舍导致学生大量伤亡的地方政府追究责任的时候，更是如此。
四川大地震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国强民弱的社会，政府力量强大固然有利救灾，但力量强大而又难以问责的政府本身恰恰是导致或扩大灾难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严峻的事实，中国的当权者完全没有反省能力，反而在此后更加变本加厉地打压民间的维权人士和民间组织。
在这种情势下，越来越频发的各种人为和自然灾难正在悄然地刺激各种借灾寻租活动。我们已经看到了记者借矿难收取“封口费”，我们还看到各种窃取捐款和名人“诈捐”的骗局，但规模巨大却更不易暴露的是地方政府和官员借灾发财的隐秘游戏。
这种大规模借灾发财游戏的背景是，中央当局越来越把“对口支援”作为一种大规模应对自然和社会灾难的主要手段。2008年四川大地震，中国当局借鉴台湾经验，确定由北京等21个省份分别对口支持四川省的一个重灾县，成效显着。不久前中国媒体披露，当局为了平息新疆少数民族的不满，正在实施一个五省市对口支援计划，以便尽快改变新疆几个极度贫困的地区的经济状况。
所谓“对口支援”是中央当局强令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无偿的援助。自四川地震以来，这种无偿援助的水平已经跃升到一个空前的规模。这种完全政治性的地区间资源转移，是难以追究财务责任的，尤其是在民间维权和问责受到政府全面打压的政治体制下。过去，对口支援与灾害没有太多关系，而现在，为了防止灾难引发社会动乱，对口支援越来越成为“维稳”的重要手段。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维稳手段所隐含的经济逻辑是可怕的，它意味着地方治理不善引发的灾难越大，反而更有机会无偿得到大量的资源与援助。而提供援助的地区的官员也发现，这种援助给自己也带来发财机会。
在宏观的层面上，这意味着中国会陷入这样一个“救灾陷阱”：政府导致的灾难越多丶越严重，就越有理由扩大自己的权力，增加对资源的垄断，因为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救灾和维稳，否则国家就会陷入动乱。我相信中国的当权者并不希望陷入这样一个陷阱，但是，只要他们不放弃强国弱民的治国理念，中国将在这个“救灾陷阱”中越陷越深，直至爆发无力救治的全面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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