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对不起，我完成不了你交给我的任务！

作者 : 姚监复


一、 赵紫阳最后的嘱托，我难以完成！

2004年下半年赵紫阳病情转重。宗凤鸣在这个期间仍能会见赵紫阳。有一天宗老打电话给我说：“你快到我家里来，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我见到一脸凝重的宗老后，他严肃地说：“我见到了紫阳同志，他交给你一个任务。赵紫阳说：‘上次姚监复问我，‘六四’是不是一场有计划的武装政变？我当时回答他：‘我不能这样说。’现在，你告诉他：‘他可以调查。’”宗老说，赵紫阳病重了，这是他交给你的任务，这是他的嘱托。我很激动，决心努力完成病中老人嘱托的任务。实际上，赵紫阳不是向我个人，而是向年青人、向后人、向学者们留下遗言，期望能将“六四”历史真相调查清楚，也是还他一个清白。

五年过去了，我承认，我难以完成赵紫阳嘱托的任务。因为，有关的重要档案不会公开，一些重要的当事人不敢或不愿讲出真相，“六四”深层的内部隐秘问题未能公开讨论……我没有相关的信息，也没有相应的综合分析能力，更没有深入探究事件真相的必要条件。到了2010年，我体弱多病，年近八旬，的确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我只能内心很惭愧地公开承认，我完成不了赵紫阳嘱托的重要任务。我对不起赵老。现在公布此事，只是希望有心人和学者，当事人和年青的热心人能接受此项严肃的嘱托，认真地锲而不舍地继续调查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有一批又一批有心人共同努力尽早完成这项赵紫阳生前交托的任务。

二、 历史谜团：邓小平“六四”为何调动20多万大军？

五年来，赵紫阳的嘱托声常在耳边响起，而我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从道听途说中，从各种报刊书籍、官方说法与小道消息中，我感到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谜团有待破解：邓小平“六四”为何调动20多万大军？当然值得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很多很多，例如：

1、有人认为，调大军不是对付学生。1989年5月19日宣布戒严会上，杨尚昆说：“‘戒严、调兵’绝不是对付学生的。”事实上，6月3日晚上27军一个连就解决了学生天安门广场的清场问题。那末，为什么要调动20多万正规的国防军？

2、有人认为，调动大军不是对付赵紫阳。赵紫阳没有直接带过兵，长期当地方官员，只在名义上是军委第一副主席，但是军权实权掌握在邓小平手中。因此，为了解决赵紫阳的问题，不必调动大军，能抓捕“四人帮”的中央警卫团就够用了。那末，20万大军进入北京，不是对付赵紫阳，又是对付什么人呢？

3、有人认为，邓小平调动20多万大军是担心军变政变。是否如此？是否邓小平担心杨尚昆与赵紫阳联手发动军事政变，而先下手为强。同时逼使杨尚昆与赵紫阳划清界限、同意戒严，作为前线指挥镇压学生运动。学习毛泽东用周恩来反对刘少奇，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做关于刘少奇叛徒问题报告的方式，是不是邓小平采取了同样手法？

4、有人认为，如果邓小平担心杨尚昆、赵紫阳兵变、政变，而调动大军是合理的推断，那末在杨尚昆、杨白冰为前线指挥的后面，是不是还有监军呢？有人说，杨的上面还有三人督战团，为首的是邓小平信任的×××。此说是否属实？能否证实？

5、有人认为，对38军的安排进军路线是否有点离奇？对于开始军长拒不听命的38军，在撤换军长后，奉命6月3日13时前到达天安门广场。38军全副武装，一万人挤成一团，装甲车开路，同学生、市民正面对峙，如开枪，就成了镇压学生的凶手，把38军首先捆到了耻辱的十字架上。另一方面，有其他四支部队奉命化装穿便衣，坐地铁，于6月2日13时前进驻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从四边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如果38军在6月3日13时，进入24小时以前完成的伏击圈的口袋中，而且采取与学生汇合，同情学生的行动。如果再争取到赵紫阳采取叶利钦登上坦克车的方式支持学生运动，出现这种有人幻想的情况时，邓小平布置在天安门广场四角的四个军将可以将38军及广场学生和万一出面支持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聚而歼之、一网打尽。为了防止这种情景出现，邓小平才调动各路大军。这种估测，能否解释调动20万多万大军的真实动机？

6、有人认为，调动大军是为了互相牵制和监督？有人对戒严部队的组织、部署做了解析，认为上下之间，左右之间，并不信任，不是一场统一的而是混乱的调兵布阵。先对近卫军的38军进行四面包围的部署，再对进城部队的外围又有包围圈的部署，在南苑机场再部署上忠于邓小平的伞兵师，以备紧急时镇压不服从命令的部队。这样，部队越调越多，去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几百上千学生娃娃，是不必要的，而对于曾经不听话的38军或者28军，则是多多益善，出动20万大军就是必要的。而且要从各大军区调部队，让大家都沾光或者都染上鲜血，荣辱与共。这样才调动了20多万大军。这种说法有根据吗？

7、有人认为，李先念讲的“第二司令部”的组织、领导、战略、战术和战后收获，不知是什么？李先念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在有关“六四真相”的官方录像中一而再地宣称“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如果一个司令部是指赵紫阳总书记的党中央，那末，另一个司令部是如何组织的，以谁为首？有何战略、战术？司令部的领导人及参谋，在战后的收获是什么？谁在“六四”后获利？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提出辞职的常委会上，最后由邓小平作出结论：“总书记还是你，赵紫阳！”即第一个司令部还是邓小平支持的赵紫阳。那末，第二个司令部的领导是什么人，又是如何行动的？有哪几位指挥员和主要领导人在发号施令？发了什么公开和不公开的号令？邓、李、杨与“第二司令部”是合为一体，还是互相利用，还是前后台或阴阳面的两派？是否有什么势力在各方面之间不断挑拨、分化，设法激化矛盾？

8、有人认为，柴玲说：“赵紫阳传话，要坚持到六四天亮。”如果这是谣言，那末是谁和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谣言？试设想，如果柴玲率领全广场的学生坚持到“六四”天亮不走，而且手中还有被有意无意遗留给学生的武器（实际上封从德等人早就上交给公安局了），假设有人不冷静开了枪，而解放军奉命在天亮之前天安门广场必须清场，那末就会出现另一个“光州事件”。更可能被官方认定为“反革命暴乱”。因此，刘晓波、周舵、侯德健四君子坚持动员学生从广场撤退的决定和动员完成了广场学生的全部撤退，这样消除了有人想制造“反革命暴乱”证据的阴谋。刘晓波应是有功的。可是，柴玲听到的坚持到“六四天亮”的传话“是谁编造的？为什么这样做？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9、有人认为，熊炎等人认为，现在可以知道哪些人是有关部门派来的，有些人是从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开始时就派进来的。是否真实？这些人在广场做了什么？起了什么作用？1989年5月17日准备从广场撤退继续回校争民主的声明稿，经过胡绩伟、高瑜、王丹等人同意，为什么广场指挥部不同意？除了认识和激情以外，有没有人在双方有意挑起矛盾、刺激双方、为出兵镇压留下一个藉口？设想想，广场如果空无一人，学生自己清了场，还用得着大军清场吗？

10、有人认为，公安部长王芳的回忆录，在回忆“六四”一章中为何只字不提1989年他认定索罗斯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并且索罗斯资助了陈一諮、鲍彤和赵紫阳。当年这些说法作为“三所一会”是“反革命”、“大小舰队”的罪证，过了20年，怎么一风吹了？何维凌这个索罗斯—陈一諮之间的牵线人，“六四”时被公安部门逮捕，又释放，最后又出交通事故死在墨西哥。有人认为，何维凌和索罗斯是安全部门的客人；索罗斯的钱，赵紫阳又都批给安全部门了。究竟是学生还是哪一个特殊部门后者“第二司令部”在玩花样呢？如果学生和士兵这两边的年青人都像是文革中的两派那样的木偶，那末谁是操纵木偶的提线人？玩这场残酷的血腥的游戏的人是谁？还有，高干子弟当年起了哪些正面和负面作用？

11、有人认为，群体性事件，究竟应采取北京方式还是非北京方式？

在1989年处理学生运动引发的群体事件有两种，北京以外的各省市采取了非暴力的非北京方式；而北京方式是采取调动国防军，对平民进行武装镇压的极端方式，造成流血伤亡的严重后果和难以医治的后遗症。上海方式是不调军队，与学生运动领袖对话的方式，夏明说本来双方谈好，学生拟主动撤出广场。后来谈判中断，，北京戒严后上海学生未撤出广场，但上海当局也未开枪造成死伤。西安、成都、长沙等地出现了个别人打砸抢烧事件，当局及时做了处理，也没有造成北京那种调军队开枪镇压的严重态势。吉林长春对静坐学生，采取请到省政府院内，与群众分开，同领导对话方式，也不是调大军用枪弹讲话的方式。因此，在1989年，全国各地采用非北京方式处理学生运动，都是用和平方式处理，都没有采取调动正规军开枪镇压的方式，而只有北京调动20多万大军，残酷地开枪镇压造成悲惨后果。这是为什么？

12、有人认为，1989年“六四”开始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官方在宣传中后来又降级为“暴乱”、“政治动乱”、“动乱”，后来又改为“政治风波”、“八九风波”、“那场风波”，甚至对外宾改称为“事件”，悄悄地从敌我矛盾性质改变为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但是，2009年“十一”前公开发表的中共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9）》重新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既然是平定反革命暴乱，那就是历史性功绩。为何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大型展览会上对这场“平定反革命暴乱”只字未提？“六四”戒严部队的功劳为什么被抹煞，只在角落上有一张“共和国卫士”的照片而已？20多万大军进京，怎么在历史上评价？为什么2009年又将1989年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六四“被指责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暴乱”，组织、领导、计划何在？21年过去了，专案组还未公开调查报告，何以服人？领导是谁？赵紫阳死后仍为同志，遗体上覆盖党旗，党中央派了四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一位常委参与送别仪式。这标志着，中共中央作出了政治结论：赵紫阳不能算为“反革命暴乱”的领导人。那末王丹、王军涛、柴玲或者鲍彤、陈一諮是“反革命暴乱”的领导人吗？证据何在？……一系列的矛盾令人不解。

13、有人认为，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反革命暴乱”，还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反改革的武装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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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道听途说的谜团和疑问很多。我也像电视剧《渴望》主题曲那样渴望知道答案：“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20年来问过南来北往、东奔西去的客，有少数人语焉不详，有结论缺细节和史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普遍的回答。因此，我只能宣布，放弃对许多疑团、谜团和难解的问题的答案的探求了。对于赵紫阳病重时的嘱托，他交下的沉重任务，我只能对赵老在天之灵说：“赵老，对不起！我愧对你的信任和嘱托！我实在无能为力，完成不了你交给的任务了。”但是，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更年青的更聪明的后来人，一定会出现更多的有良知的勇敢的知情人和追求真理、探索史实的学者，他们一定会也一定能调查清楚。一定会有人能够明确回答赵紫阳关注的问题和完成他的嘱托。历史真相最终总会大白于天下。

                     （2010.01.17赵老逝世五周年忌日深夜）


——原载《动向》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