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下去，站起来
---我看维权抗争中的下跪现象

云儿


中国大陆民众的维权抗争，时常出现下跪行为。比较常见的是个人下跪，但是集体下跪却也不罕见，仅今年头四个月，大陆媒体就报道过数起，如山西村民集体下跪，江苏溧阳村民集体下跪，辽宁庄河千人下跪等等。

如何看待维权抗争中的下跪现象？有些人认为，下跪是奴性的表示，是“奴隶用奴隶思想、行为哀求、央求 乞求、请求、要求主子、上大人、父母官赐予权利。” “一跪下來，就表示：承认并接受自己是奴隶、党是主人的地位”。既然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承认，逻辑的推论就是，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在维权运动中采用下跪这种抗争形式。

我的看法与此稍有不同。下跪，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表达诉求的形式，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都曾被采用。传统社会中，或许如反对者所言，它代表着奴性的乞求。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下跪抗议也不罕见，同样是下跪，所表达的意义及其给人的观感，却可以与所谓“奴性乞求”极不相同，因此不可一概而论。

以美国为例，政治示威中的下跪抗议，时有所见。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就经常采用下跪祈祷这种形式。示威者们在市政厅前下跪、在法院门前下跪、在商业场所下跪、面临警察阻挡时候下跪等等，下跪祈祷屡见不鲜，贯穿整个民权运动始终。这不是偶然，而是有意识的。一份当年民权运动的培训材料说，示威游行面临警方攻击时，可采取后撤、下跪/祈祷、静坐等策略。

即使在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社会中以下跪来表达抗议的事例，仍不绝如缕。2001年5月22日，诺特丹大学一学生下跪抗议布什总统来校讲话，他说，“下跪是一项良心行动”；2004年4月25日华盛顿，反堕胎人士在支持堕胎的游行队伍旁下跪，呼吁尊重生命；2005年12月14日，百余名宗教人士在国会山下跪，抗议削减预算；2006年5月2日，三名宗教人士跪在白宫铁门前，为法轮功陈情；2008年1月11日，要求关闭关塔亚摩湾监狱的部分示威者，在美国最高法院门前下跪，演示受害者的悲惨处境。

众多的事例说明，下跪所表达的内容非常多样，并不一定代表着奴性---它可以表达虔诚、祈祷正义；可以最清晰地显示非暴力姿态，以遏止迫在眉睫的暴力冲突；可以反衬下跪者的卑微无助和对方的傲慢无理；可以表现受害者的苦难和恶劣处境；可以用触目惊心的形式展示不公不义，从而唤起旁观者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等等等等。作为一种政治表达手段，它在美国社会里始终具有生命力，不仅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经常被人运用。

了解到下跪所表达内容的多样性，让我们回到当代中国。中国固然有着不同于美国的国情，但是，一些维权群众采用下跪这种形式，是不是就可以简单地斥之为奴性作怪呢？我觉得不能这样看。首先应当设身处地思考他们采取这种手段的原因、它所表达的内容和它所起到的作用，然后再下结论不迟。

对于辽宁省庄河市政府门前的千人下跪，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梁剑兵作过这样的分析：

谁都知道，在庄河市政府门口的这次集体上访“很可能”是违反《信访条
例》的（除非事先经过官方批准）。但是，那些数以千计的农民们，自发
地以“下跪” 这种源自古老文化的传统行为方式有效地遏制住了来自政
府方面的“合法暴力”的恶性发作，避免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暴力冲突，并
且一举“跪倒市长”。不但达到了上访的目的，而且实现了比单纯上访
更好的社会效果。谁又能说这不是我国公民自发的、“即兴创作”的一种
民间政治智慧的体现呢？

换言之，国内当事人有他们的无奈和苦衷，下跪乃是一种为遏制政府“合法暴力”恶性发作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形式；他们的本意还是维权和抗议，而不是乞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与其批判群众们的下跪策略，倒不如谴责中国大陆这种政府暴力动辄恶性发作的体制，反而更切题一些。

其实，看待下跪所表达的内容，需要联系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解读。庄河市的千人下跪，国内媒体和网络评论的反应几乎一面倒，都清楚地说明，民跪官不仅不再被看作是正常的合理的现象，反而被绝大多数人看作社会不公不义的突出表现。在客观效果上，千人下跪所表达的，其实已不是乞求，倒变成了对这个社会的反讽与抗议。

江苏溧阳村民集体下跪事件，则从另一个方面清晰地说明，群众采取下跪这种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恰恰是抗议而不是乞求。该事件中，绸缪化工园附近的村民因不堪忍受有害废气废水，丛4月23日起在园区的各路口搭起大蓬，以集体当街下跪方式围堵了园区出入口，造成园区瘫痪。连续五天，政府主要官员多次出面对话，并答应了群众部分要求，但直至27日，群众仍坚持围堵化工园区道路，整夜值守，以致车辆、人员全部无法进出。

这种围堵交通要道、造成园区瘫痪的动作，这种不听官员再三劝阻、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我看早已经超出了乞求的范畴，是一次有组织有力量的抗议维权行动。下跪看来只是形式，一种凸显自己要求谦卑合理的姿态，或一种遏阻政府恶性暴力的策略，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与所谓奴性乞求恐怕对不上号。像美国那些下跪抗议者一样，他们对官员并不买帐，跪的是更高的正义，而不是当面的官府，吁求的是人们的良心，而不是眼前的权力。

仔细分析，这些事件的意义都不在下跪，而是维权群众寻找理性、自制、有力、有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鉴于过去皇权历史的重负，一些人士对下跪抱有反感，担心它强化奴隶意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我在本文中，举很多例子说明下跪抗议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命力，说明它所表达意义的多样性，它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一种非暴力抗议手段的有效性等等，用意在于指出一点：我们可以用更开放、更现代、更加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待维权运动中的下跪现象，这似乎比一味指责群众的奴性思想要更好一些。

我提倡用理性开放的态度来对待下跪抗议，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分时间与场合地提倡下跪这种形式。维权的方式和策略多种多样。在这方面，我觉得应当尊重群众自己的选择，不要太小看了民众的智慧与自尊。一句话，争取自己的权利，不管是否采取下跪的策略，只要精神始终挺立，这就是好的。

(引文来源暂略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