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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我们看的出来，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的开放精神，的确令人感动，但我当时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现实处境不允许。我当时的处境是五层“袈裟”：耀邦是总书记；胡乔木是政治局委员，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实际上他不是列席，他是指导；胡启立是常务书记，管日常工作，我们几个部都在胡启立指导下工作；邓力群是书记处书记，模模糊糊还在分管着意识形态工作；整个这个架构上面还有垂帘听政的，是不是五层“袈裟”？在这种架构下，我这个中宣部长算什么啊？怎么搞嘛？此其一。第二，我要和盘托出我的观点，通不过的，不可能通过的，如果胡乔木邓力群还有其他人发一通言论，我怎么办？他（耀邦）也不能完全不听这些人的观点的，作为总书记，总要几方面意见都要照顾到。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的意见不能说的，说了就犯规了。
我当时的作法是，第一，我绝不准备系统报告，第二，我不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第三，我绝不搞全面性的、政纲性的东西。人家说新部长到了就要开全国工作会议，都要把文件准备好，要请书记处讨论，我通通都不要这些，我根本就不开。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他希望有一个好的局面，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小范围。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同志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同志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长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我在各种场合讲的这些话，如果按照这个党的规矩，至少要点应该事先报告，事先不报告的话，事后要送审，很多都要做正式文件发的，我把这些全部给抹了。我也没有报告。用这种非正式的方法实际上就抹掉了那些前前后后的程序。我不能打阵地战嘛。而且，我自己也是真心诚意地想听听，大家究竟是什么意见。我这个人长期在地方工作，习惯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了解实情，了解大家的想法。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无论是与那两位“左王”的矛盾，还是与邓、陈之间的矛盾，都以一种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这个时候，耀邦真的很难。我原来虽然也听到些，但是不到北京来不知道他这些难处。
邓一直批评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其实耀邦是反对来不来就给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扣大帽子。耀邦同志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西单民主墙，魏京生已经抓了，贵州在北京的一批人也被抓了遣送回贵阳，我那时刚刚恢复工作在市委组织部，怎么办？一了解情况，这些人就是跑到北京贴了一些大字报，要思想解放，你把他抓起来干吗？再一了解，家庭出身都不太好，有的父母过去当过县长什么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学也不让上，招工也没有份，这不公道啊，所以我们就采取什么办法呢？公安已经抓回来了，现在没法放啊，就叫公安局政治部加上市委宣传部去给他们办学习班，坐下来慢慢搞吧。分析过去分析过来，该落实政策给人家落实嘛！耀邦怎么发现这个事情的？我们没敢写报告，是耀邦自己发现的，派《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记者跑下去做调查采访，然后在人民日报发了一大版，前面加上按语，按语里面写到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话，其实就是耀邦自己说的，批评我们的干部不善于去分辨情况，不懂得从这里面吸取经验教训，等等。把已经打好的报纸清样拿来找我们市委核对，我当时还有疑虑，跟我们常委书记讲，这个东西能发的出去吗？后来我们把报纸清样还给《人民日报》，答复人家：是，你说的都是事实，最后文章也发出去了。这是三中全会刚过，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有就是像方励之那样的事情嘛。大家知道，1985年就开始整方励之，下面折腾，教委什么的，弄完了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那里。胡耀邦批了一条：思想问题要跟本人见面，这是我们的规矩。可是谁也没找方励之直接谈，这样不妥。教育部没办法，只得急急忙忙派大员去找方励之谈话了。那能谈出什么？当然谈不出什么。你看，就在这种情况下，耀邦还打阻击呢……
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所长严家其，写文革十年史，那上面涉及到文革中的一位风云人物，此人写信到耀邦那里告状，那怎么办？此事惊动上层，有人已经知道严家其在写十年史了，这种书怎么能写？要把这个书销毁了。这时耀邦写了封信，给我和当时的出版局长，说把某某某的信转给你们。信里谈到，任何历史、任何人都是可以写的，先肯定这一条，然后说，文革嘛，很特殊很复杂，好些人现在还在，写的时候要谨慎一点。最后还说，某某某在信上发脾气，这个不好，请你代表我批评他。你看，总书记又在打阻击。这时外面议论纷纷，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个书无论如何也要销毁。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已经印出来了，几千册呢，出版社还有经济核算问题，实在不行，宣传部拿钱吧，把它买下来，收回纸厂销毁。我一想，这是中宣部要焚书哇！秦始皇用火，中宣部用水，行吗？哈哈…… 后来就磨嘛，慢慢磨啊，磨到最后大部分都卖出去了，没剩下多少了，就过去了，哈哈。中国的事就是这样子。当时耀邦的批示就是这样说的，任何历史、任何人都是可以写的，把写书的自由先给肯定了，这是个原则啊。所以耀邦这个人以及他的思想，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国当代史里面，现在我们写东西不是简单的回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这个体制、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到底“反自由化”这个提法用不用？耀邦费了大心思。完全不用，邓那里通不过，耀邦只得采用把这个词加以限制的办法，就是在决议中写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但会上陆定一坚决反对用这个词，发生了尖锐争论，后来就引出邓小平的一套来，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决”那一套。“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的”，如此等等。你看邓小平的讲话，他没有理由的，不讲理。就是做政治结论。至于这个问题谁提出来的，原来是怎么样的，通通无关紧要，只要他需要，就要讲，现在就要讲，至少还要讲二十年。
毛讲话也是这样的，讲话没道理的。他给胡风的材料加批语，就写上胡风是反革命，为什么？没什么理由的，用的材料也靠不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就是不讲理的。
邓此言一出，左派高兴得不得了，耀邦花了一年时间准备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也通过了，也没有了，光剩下邓小平那个“反自由化至少要二十年”。这与耀邦想要达到的目的恰好背道而驰。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
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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