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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而且毛永远是正确的一方。多么荒唐嘛！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
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
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同志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
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其实，早在贵州谈话时，耀邦就指出过，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耀邦还巧妙地引用了邓的“软弱”的说法，但把“软弱”解释成是对不正之风的软弱，对腐败现象的软弱，而邓说的“软弱”指反自由化不力，对自由化“过于软弱”，这也邓小平对耀邦的主要指责。你看，耀邦与邓的区别，在这里是多么明显嘛！
沿着耀邦当年的思路下来，就需要党内发展出真正保障畅所欲言的议事制度和言论制度，发展出真正能够遏制腐败的监督制度。但是后来的历史恰恰没有沿着耀邦的思路走下来。到现在，腐败问题已经变得极端严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惩治制度，仍然拒绝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对思想理论探讨的禁锢还是过去那一套，动辄上纲上线。近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批判不就是这个路子吗？这怎么可能在党内形成不同思想意见的正常讨论、争论呢？
不允许把不同意见当作可以讨论争论的东西，不允许在平等的意义上去探讨，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谁掌权谁就天经地义地百分之百正确，随便说个什么话也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都要接上那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谱系。你看我们党的章程上罗列了多少名字？像不像“叠罗汉”的游戏？荒唐嘛！这就阻碍了真正的理论进步，因为这等于是说最高真理的发明权和解释权永远在最高当权者手里。只要有不同意见，或者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探讨，就变成了“反”的一面，这样的结果有多可怕？！实际上，耀邦说的第二种矛盾即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跟这个第一种矛盾得不到真正解决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总之，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党内是有着不同的改革路线和指向的。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耀邦当年提的这个两种不同矛盾，仍然值得深入挖掘。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时间过去了20年，耀邦离开我们也整整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人们都希望中国继续向前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责任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国全面改革的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是个什么时代？民主的时代。民主就是要讲法治，讲人性，讲人权。记得1985年我刚到北京时，胡绩伟与乔木的争论，就是“党性”还是“人民性”的争论，还在进行中。胡乔木当然要继续压，胡老也从不妥协。这对于我们后来走到意识形态战线上来的人是很开窍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场争论，有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那里。
六四以后，我们被赶出工作队伍。邓力群曾经在一个会议上点名，说胡乔木写了一个东西给朱厚泽，讲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纪律，到现在他也没有拿出来。这个话没有错，那个条子现在还在我的柜子里。这个东西不能拿出来，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绩伟同志不同意那个观点，我也不同意。胡乔木在上面重申，一切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党员，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党员，这是党性问题。
我当时就想过这个问题，只是那时不便于直接回答。试问：一个人连人性都没有，还谈什么党性？我们这个党又以“党性”为名，干过多少蠢事？！所以，他那个东西我一直压着，没有拿出来，到现在还躺在我的柜子里。
最近在文化战线上有一个大的讨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官方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也在正式的院报上发话了，也在批普世价值。他们有个说法，就是强调什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不是对普世价值作回答呀？为这件事，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如果说，当年的胡乔木强调“党性”高于“人民性”尽管迂腐，还不失其真诚，或者说多少还有一点真实的认知成分，那么我很怀疑今天那些“特色理论”、“核心价值观”的卫道士们除了政治投机，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重要的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基本判断，对我们过去的历史有一个基本判断。前些时在三里河钓鱼台宾馆，几位老同志一起议论新民主主义问题。我当时讲过这样一件事：赵紫阳去世以前，安子文同志去看他，赵对安说，中国的改革，统统推倒重来恐怕不行，只能在两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一个叫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个叫邓的改革开放。给我传达这件事的同志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了一个看法，紫阳作为政治家，作为现实政治选择考虑，这样说是对的，因为这样说最能赢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许多同志，包括许多老同志，包括许多学者，正在做思想和历史反思的同志都能接受，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可以的，问题是出在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
但是要从思想理论上把那个逻辑贯彻到底，紫阳的说法是不行的。为什么？我当时说了几条理由：
第一，新民主主义的概念的提出，首先是从时代判断开始的。你去看看毛的《新民主主义论》，那里边讲，20世纪不是资本主义兴旺发达的时代，而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已经开辟了这样的“新纪元”。显然，毛提出的不是一般判断，而是时代判断。毛泽东认为，既然有了十月革命，这个时代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就不再是旧式的民主革命，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这个判断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了么？没有。20世纪并不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胜利时代，也不是资本主义没落的时期，而是资本主义在经过调节后继续发展的时期，以柏林墙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为标志，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最后却走向了崩溃。20世纪是社会主义作了一个全球性的大试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全球性的大危机，但社会主义在试验70年后，作为它的主体部分，是崩溃了。而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最深刻的全球性危机，主要是30年代那个大危机后，借助于凯恩斯的宏观调控，借助于各种制度性的改良，再借助于整个新技术革命，却重新获得了生机。到了世纪末，出现了克林顿时期的一百一十一个月的连续的高增长。当然，最近西方各国又发生金融风暴，经济学家们正在研究。但我相信，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有助于克服这个危机，没有什么了不起。简言之，毛泽东当年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时代判断没有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没有站住。
第二，按照毛的说法，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新民主主义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从哪里来的？是马恩历史唯物主义中分析出来的。这个判断行不行？这个判断也不行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要打个问号。我们知道，马、恩都是上层阶级的人，恩格斯的爸爸是个资本家，恩格斯本人也当过工厂主，要不然不会有钱来支持马克思写《资本论》。恩格斯年轻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对那个时候的英国工人状况不满？这里边隐含的前提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而当时一边是资产的掌握者，一边是工业革命前期恶劣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恩格斯觉得这太不象话，很不满意，他是从这里进去的，发展为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构建成他们那一套东西，带有一种道德义愤在里面，但这个东西是否完全科学，那就很难讲。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么一个生产不发达的社会里面，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后来他们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一部分人享有文明的生活，担负治理国家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另一部分人负担更加沉重的体力的和其它的劳动，这个从历史来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下，作为人类历史积累起来的文明文化，首先得到优惠并且作为这种文明体现的，恰恰是当时的上层人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工资收入和生活状况当然也会改善。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利，劳动阶层还会产生新的政治诉求，甚至组成政党。但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乃至主导人类的未来，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神话。欧洲后来的历史早已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包括这个“阶级领导”的理论。
第三，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什么是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呢？我们不能离开历史抽象地来谈这个问题，抽象地议论毛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献去研究，更重要的是从他的实践来研究，那就是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化，再到最后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毛的“社会主义”。这个东西能不能搞啊?显然不能搞。现在有人说社会主义“搞早了”，五十年代搞早了，六十年代早不早？七十年代早不早？经过了几十年，到现在进入21世纪了，过了五六十年能不能搞他的那个社会主义呀？实践证明还是不能搞。因为我们吃这套“社会主义”的亏吃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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